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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布莱尔的民主起义

伦敦—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呼吁选民重新思考退出欧盟的选择,与3月份正式启动的退欧过程之前的议会争论遥相呼应。这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衣》。尽管布莱尔现在已经不再是受欢迎的人物,但他的声音就像是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小孩那样振聋发聩,足以戳穿谄媚之徒对首相梅的信誓旦旦——她的英国未来豪赌明明是赤膊上阵,却被说成披着民主的华丽外衣。

布莱尔的话的重要性的一个证明是他的建议——重启英国退欧争论引起了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即使是理应反对退欧的媒体也是如此:“对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振臂一呼——托尼布莱尔要揭竿而起反对退欧了,” BBC如是说

后公投时代的英国陷入了多数人暴政——供理性争论和激辩的“留欧”建议被视为起义。一切质疑政府退欧政策的人都被扣上了“人民的敌人”的帽子,他们的背叛将导致“街头流血”。

如何解释这一突如其来的偏执?毕竟,政治反对是民主起作用的必要条件——如果欧元怀疑派在输掉公投后仍然反对欧盟,没人会感到震惊,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在2014年以十个百分点的劣势输掉公投后也在继续鼓吹独立。也没有人真的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对者会停止示威,与他的支持者结成同盟。

英国退欧的不同之处在于,去年6月的公投用两种方式颠覆了英国的民主。首先,退欧的投票结果主要是受与欧洲无关的憎恨情绪的刺激。其次,英国政府利用这一对问题的困惑来营造其可以肆意妄为的权力。

公投前六个月,欧盟甚至不是潜在投票者常提及的英国所面临的十大最重要问题之一。移民确实位列最受关注之列,但布莱尔在其讲话中指出,反移民情绪主要是针对多文化移民,而这与欧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退欧阵营的策略是打开对地区失衡、经济不平等、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变迁的憎恨的潘多拉魔盒。留欧阵营对此一败涂地,因为它集中于字面上的公投主题,衡量欧盟成员地位的成本与收益。

此次公投沦为一次主题模糊又无所不包的泄愤投票,这一事实解释了其第二个政治腐蚀性效应。由于退欧阵营成功地将多种不同的怨恨结合起来,梅现在可以宣称公投是一次没有限制(open-ended)的授权。梅不就有争议的保守政策进行辩解,强调它们的优点——包括公司税削减、去监管、不受欢迎的基础设施项目、社会安全改革等——而是将这些政策描述成“成功退欧”的必要条件。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斥为蔑视普通选民的精英“牢骚客”【Remoaner,怀疑应是“留欧派”(Remainer)】。

更糟糕的是,英国退出的显而易见的风险营造了一种围城心理。“成功退欧”成为国家存亡的大事,这使得即便是限制政府谈判选项的建议——比如议会投票保证已在英国居住的欧盟公民的权利——都被视为暗中破坏。

就像在战时,一切批评都是叛国。因此,主要反对党工党在议会所做的一切软化梅的强硬退欧计划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即便是相对没有争议的问题也无法成功,比如免签旅行、药物测试和科研经费。类似地,英国小反对党更加雄心勃勃的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来决定最终退欧协议也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即使是坚定的亲欧派也是如此,他们因为针对顽固不化的留欧派的清洗(witch-hunting)氛围而噤若寒蝉。

上个月,伊万罗杰斯爵士(Sir Ivan Rogers)被迫辞去英国驻欧盟永久代表一职,因为他质疑梅的谈判方针。本周,他预测英国和欧洲之间将有一次“血腥、苦涩和扭曲的��分离。但这一情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给出了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可能。新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徒劳地试图改变梅的强硬谈判立场上,而应该放在重启关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的理性争论,以及说服公众相信这一争论具有民主合法性上。

这意味着挑战一个观念:全民共同永远比其他一切民主政治机制都重要。这也意味着说服选民公投的任务是在具体的时间,解决一个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问题。如果条件有所变化,或公投的问题有了不同的意义,应该允许选民改变主意。

重建对民主的合理理解的过程可以在几周内开始。催化剂是目前正在走议会流程的退欧立法修订。修订的目标是防止英国和欧盟的新关系生效,除非允许可能继续保留欧盟成员资格的议会投票的批准。这一修订将使现状成为默认选择,如果政府不能用未来两年所谈成的新安排令议会满意的话。这将避开政府现在所提出的霍布森(Hobson)选择:要么接受我们提供的一切,要么与欧盟决裂而形成任何一致的关系。

让议会决定于欧洲的新关系,而不是完全由梅来左右,将重塑议会主权原则。更重要的是,这将让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真正的成本与收益的争论合法化,有可能促成关于政府退欧计划的第二次全民公投。

正因如此,梅强烈反对议会置喙英国退欧谈判结果。想必她将会阻挠一切这样的要求纳入3月份的英国退欧立法。但这并不重要:只要关于英国退欧的真正的争论重新开启,民主就能阻止她关闭这一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