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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在旦夕的英国

发自伦敦——虽然推动英国公投脱欧的保守派脱欧主义者一直吹嘘要建立一个开放,外向型且自由贸易的英国,但英国实际上是向内转向。相比于秉承国际主义立场的德国总理,以英国版默克尔自诩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似乎与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有更多相似之处。

梅在本月的保守党会议上阐述了自己对英国未来的展望。她承诺在2017年3月底前启动英国的正式退出程序,并宣布将全国性移民管制——而非在欧盟单一市场中继续保留成员国资格——列为近期“脱欧”谈判的首要任务。这种立场将使得英国在2019年4月驶入“硬脱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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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盟各国政府则依然正确地坚持将迁徙自由列为单一市场的中心支柱,梅的本土主义者暴动也促使默克尔和其他欧盟领导人,尤其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一起对英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

由于预期经济会因“硬脱欧”而受到冲击,英镑已经在货币市场暴跌:耗费甚多的贸易壁垒——海关管制、原产地规则,进口关税和歧视性监管——将把英国和欧盟市场割裂开来并影响近一半的英国贸易额。

但是梅不仅为与欧盟的完全决裂铺平了道路;还对英国的未来采取了包括经济干预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仇外心理在内的极端狭隘视角。前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自由保守主义宣言(他正是以此在去年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以及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80年代拥抱全球化的举措以及英国源远流长的自由开放传统都遭到了这位并非由选举产生的首相的一一否定。

作为一个在脱欧运动期间近乎沉默的留欧支持者,如今的梅已经披上了脱欧民粹主义大衣,专门批评那些“国际化精英”和“具有国际视野的英国人”。正如她在主题会议演讲时所说:“听听那些政治家和评论家谈论公众的方式,他们觉得你的爱国主义令人生厌,你对移民问题的关注相当狭隘,你对犯罪的看法极不开明。

与勒庞和匈牙利专制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这类民族主义者相呼应,梅声称“如果你相信你是世界公民,你实际上连任何地方的公民都不是,因为你不明白“公民”一词是什么含义。”讽刺的是,在梅的概念中却存在一种以非英国的方式去归附于英国政治社群的方法。

梅要求英国企业凭“公民精神”为英国工人提供特权,这不过是勒庞所谓“民族偏好”的另一个说法。但可不是随口说说,因为欧盟居民在英国的地位会是未来脱欧谈判的议价筹码。梅想要阻止那些被她错误指责为占用英国人工作岗位并拉低其工资的欧盟移民继续进入英国,而内政大臣安布尔·拉德(Amber Rudd)则更甚,她最近呼吁所有英国企业列出其外籍员工,以“点名和羞辱”那些没有招聘“足够”英籍职员的公司。 “英国的工作仅为英国工人提供”这句1970年代种族主义势力英国国家阵线党所使用的口号如今又重新回荡在内阁之上。

这种沙文主义不仅卑鄙而愚蠢,更激起了其他国家的愤怒和威胁。当许多公司重新考虑脱欧后的投资计划时,���府声称的英国商业开放性看起来像是个笑话。显然,梅带领的政府预计花旗银行将在没有美国员工的情况下在伦敦经营,日产汽车将没有日本经理,众多全球性的公司将把多样化的人才排除在外。

即使是那些拯救英国人生命的外国医生也不再欢迎;梅希望英国在2025年前实现医疗保健的“自给自足”。由于英国三分之一的医生是移民,如果许多人决定在别处就业,民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梅的从政经验仅限于担任卡梅伦内阁内政部长期间监管国内安全和移民的指挥和管控职能。她似乎对开放市场经济如何运作没有意识,也不知道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是相互交织的。她最近吹嘘说伦敦是世界金融之都,却并未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外国银行聘用外国工作人员(所谓“世界公民”)来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市场服务而构建的。

更根本的是,梅似乎没有意识到控制移民就是贸易壁垒。如果一家英国公司将程序工作外包给班加罗尔,则称为“贸易”,如果印度程序员在伯明翰做同样的工作,则称为“移民”——但交易是类似的。如果波兰人擅长于建筑业而英国想要采购其服务,人们就必须在两国之间移动以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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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英国政府仍然热心自由贸易,但现实中狭隘政治已经占了上风:对欧元的恐惧胜过了与邻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的自由交流,仇外心理胜过了对外国工人的需求。那么其全球化议程的其余部分又能存活多久?就算它可以找到有意合作的伙伴,民粹主义仍会将任何貌似为“国际精英”服务的贸易协议排除在外。民族主义也可能导致英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关上大门。

英国选民选择离开欧盟,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要如何脱离;因此梅并没有获得选举授权去倒向反自由主义。而她的官方反对派是因由极左派接管而没有选举胜算的工党。 因此,除非自由民主党人能够重振声威,否则英国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政党(或跨党派联盟)去为一个外向型,自由和宽容的国家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