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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导力的离奇复兴

发自佛罗伦萨——最近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中弥漫着一片对美国前途的悲观情绪。“美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一位与会经济学家宣称。“美国应当准备好应对一场社会骚动,而这场骚动的主题就是究竟谁该为世界霸主地位的失落负责。”另一位经济学家如是说。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美国或海外听到这样的言论了。在备受争议的《自由主义英格兰的离奇死亡》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乔治·丹格菲尔德是这样解释大英帝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突然从权力巅锋跌落的:那个大家所熟悉的世界似乎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而许多美国人——比如那些茶党的拥护者——则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国家身上,或者说,一切已经发生了。

丹格菲尔德在当时英国的制度,政治和人性等因素之间截取了的一个横截面,并在剧烈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对此进行分析。而美国人一般对阶级斗争不感兴趣。毫无疑问,美国自立国以来就拥有一个固化(尽管流动性相对较强)的社会结构。但美国人就是不喜欢讨论这个话题,即便是对那些“精英”的闹剧大发牢骚时也一样。几乎所有美国人(除极穷与极富者外)都将自己定义为“中产阶级”。而这也使美国的民主特质得以完好保存。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质疑美国人这种生活方式是否能在21世纪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数届急功近利的政府挥霍了无数机遇,最终经济政治双双破产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方式是将留在美国,还是迁往别处?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对美国的访问在许多人(尤其是许多中国人)眼中就是前来接过世界霸主的权杖了。

悲观主义者已经唠叨这些很长一段时间了。而那些将目光放在GDP及其他指数上的乐观主义者们则坚称美国正迎来一个最好的时代。要说有什么值得指出的持续性的话,那就是积极心态与沮丧情绪长期并存:美国人的杯子经常是一半空,一半满的。

无怪乎在里根/老布什年代——最后一个如此鲁莽的对外政策与如此庞大的赤字共存的年代——约瑟夫·奈的《领导世界的义务》(1990年)会紧随着保罗·肯尼迪的《强权的崛起与衰落》(1988年)之后出版。前者坚持美国全球统治必须存在;而后者却警告“帝国的过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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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都是基于对世界权力分配的深层次背景——确切地说,就是结构——的分析来进行论述。美国之所以“过度延伸”是因为它的全球负债与其国家资产之间已经逐渐失衡,而负有“领导义务”则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这一点而设计的。

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讨论。作家帕拉格·坎那和法里德·扎卡利亚又开始鼓吹肯尼迪,奈甚至是老祖宗赫德利·布尔的那一套观点,坚称美国必须在“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的相对停滞之中负起领导责任,防止世界陷入“一个新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中。

那么这些作家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吗?如果我们回顾那些所谓结构性收敛的时刻——1880年代,1920年代,195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就会发现全球图景下的美国繁荣和权力膨胀先是膨胀,然后收缩,如此往复。看来崛起和衰或许并非线性发展,而是不断循环。

又或者以上两者都不对。其实大多数讨论(即便是约瑟夫·奈的论述)都缺少了一个可变因素,那就是领导力。领导者的崛起与失势从来就不是单纯由时势决定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将领导力放在人类历史中最显著的位置,与特定而非随机的结构性变量相结合。但正如丹格菲尔德写到的那样:即便是最肥沃的土壤也可能孕育出最凶险的冲突与毁灭。

美国人为何如此善于领导?是美国人得上天眷顾,或只是侥幸?如今美国人最终开始逐渐理性地从那种导致了2001年“9·11”袭击后反应的情绪中走出来,是否真像比尔·克林顿曾说的那样:美国人的美德和优点总能压倒其恶习与缺陷?

而上面所提到的作者们往往会更加关注权力的使用,而非其本质。他们希望美国在世界权力之路上变得更加成熟老练。比如说坎那——可能是从爱德华·卢特瓦克最近的著作中得到启发——要求美国人像拜占庭帝国那样在各大小国家和非国家实体之间玩弄复杂而模糊的联盟,至此外交就变得像全球金融衍生物市场那样一团乱麻。

但不管美国国内的政治和政策制定是如何错综复杂,美国人其实并不善于这一点。这使我们又回到了结构问题上。美国的政治系统从来就不是为统治世界设计的。该国政府机关之间的彼此制衡就是为了防止任何类似统治在某个一手遮天的领导者手中出现,此外也有理由怀疑美国人会否一直支持类似的激进政策。

美国成功的秘密其实显而易见,但却无法详细说明。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公平精神、创造力,乐观主义以及内在的好胜心抵消了那些暴力,焦躁,自以为是和恣意妄为的倾向。他们钟情于名流和新奇玩意,但都是为了取悦自己,还有他们共同的自信与坚持——争取成功,正如他们常说的那样:“投入最多人马并在第一时间到达(南北战争时弗瑞斯特将军的名言)”。

只有那些理解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争胜”热情的人才能明白为何阶级或是其他民间冲突无法从内部破坏美国。美国人的特质使其更倾向于替换,而非破坏,更倾向双赢,而非零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些优点都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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