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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商主义的挑战

发自剑桥——经济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两种对立思想流派——“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的斗争史。强调私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当今的显学。但其在理论上取得的胜利让我们对重商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及其频繁的成功——视而不见。事实上,重商主义依旧生机勃勃,而其与自由主义的持续冲突则可能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未来的重要力量。

对当今的经济政策看来,重商主义通常被视为陈旧及完全错误的一套思想。当然,在其鼎盛时期,重商主义确实维护了某些非常奇怪的观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国家政策应该致力于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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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高明地推翻了许多这类思想。史密斯特别指出,不应该把钱和财富混淆起来。正如他所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仅存在于其金与银两种金属中,也存在于它的土地、房屋以及各种可消费商品中。

然而把重商主义视为另一种协调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方式才更为准确——这一视角和当年18世纪时具有同等的现实意义。重商主义理论家,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un),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强烈支持者;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模型。

自由主义的模型把国家视作必然的掠夺者,且把私人企业看作是天生的寻租者。因而它提倡要将政府企业与私人企业严格隔离开来。相反,重商主义则提供了一个合作主义的视角——政府与私人企业是盟友,并为追求共同的目标——例如国内经济增长或国家实力——而合作。

重商主义的模型可能会被嘲笑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裙带主义的思想。但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它在亚洲确实常常行之有效,该模型的“政府-企业合作”或者说“重商国家”概念就会迅速得到许多赞美。落后的国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重商主义可以成为其助手。即使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也只是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的——也就是在英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强国之后

两种模型之间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究竟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利益优先。对自由主义模型来说,消费者就是国王。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家庭消费潜力,这要求让消费者不受限制地获得尽可能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相反地,重商主义强调经济的生产方面。对他们来说,一个稳健的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生产结构。而消费需要拥有体面工资的高就业来支持。

这些不同的经济模型对国际经济政策有着可预测的影响。自由模式的逻辑是贸易的经济效益来自进口:进口越便宜越好,即使会导致贸易逆差。而重商主义者则把贸易视为一种支持国内生产和就业的手段,因而更愿意刺激出口而不是进口。

当今中国是重商主义衣钵的主要继承者,尽管中国领导人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一点——这个名词仍背负着很多坏名声。大部分中国经济奇迹都产生于其激进的政府——该政府支持,刺激并公开补贴工业生产者——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尽管作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中国逐步淘汰了许多直接的出口补贴,但支撑重商主义的体制基本没有改变。尤其是政府通过操控汇率来保持制造商的盈利能力,这导致了相当可观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近来有所减少,但主要是因为经济放缓)。此外,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仍然受益于一系列的税收激励政策。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出口补贴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却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受益。由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斯·迪弗尔(Fabrice Defever)和亚力杭德罗·雷阿诺(Alejandro Riaño)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损失”约为其国民收入的3%,而世界其他地区则获得了约为全球总收入1%的收益。然而,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只不过是建立现代经济及为长期繁荣打好基础的代价而已。

正如出口补贴的例子所示,这两种模型可以在世界经济和谐共存。自由主义派应该为其消费有来自重商主义者的补贴而高兴。

事实上,简而言之,这就是过去六十年的经济史:一个又一个的亚洲国家通过应用不同形式的重商主义政策使其经济突飞猛进。在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在保护其国内市场,盗窃“知识产权”,补贴生产商并操纵其货币汇率时,大部分富裕国家政府却在走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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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快乐共存的尽头。由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及中产阶级陷入困境,还有由放松管制引发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模型已经严重受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中期增长前景都在温和到黯淡的区间徘徊。对决策者来说失业率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所以实施重商主义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很有可能会加重。

于是乎,新的经济环境将会在追求自由或重商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引发更多的对立而非和解,也有可能再次点燃本已长期陷入平静的关于哪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才能产生最大繁荣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