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III

新加坡—很多分析师和观察员认为,2008年危机之前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失衡已经大大消散了。但是,固然此后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的赤字都略有下降,但失衡真的得到纠正了吗?更重要的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能同时实现增长和平衡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失衡的基本动态。一国的经常项目是其投资率和储蓄率之差。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为GDP的14.6%,但投资率为19.6%,故会产生经常项目盈余。与此相反,中国的固定投资率为GDP的41.7%,储蓄率为51.9%,其反映便是大量盈余。

自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是因为储蓄率提高了。外部赤字因投资活动的大幅冷却而被挤出,而由于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美国的总体投资率已降至GDP的13%。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仍然非常高。其盈余之所以减少,是因为投资增加得更快,达到了GDP的49%左右。换句话说,如今美国比危机爆发前储蓄得更少,而中国投资得更多。

未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几乎必定将触发投资活动的重新抬头。美国企业延迟了急需的资本支出,此外,考虑到美国的机场和桥梁用发达国家标准衡量不可不谓破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也很关键。事实上,增长复苏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即便储蓄率有所改善、国内能源产量增加减少石油和天然气进口。

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了维持增长,中国需要继续将其9万亿美元的年度GDP用于投资——这对一个遍地新建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国家来说实属不易。事实上,在未来十年中,随着中国试图沿着价值链向服务业推进并适应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其投资要求会下降——而其投资率将急剧下降。

当然,中国的投资率也将下降,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投资的急剧下降可能造成大规模持续性经常项目盈余,即使储蓄率也在下降且货币在升值。事实上,货币升值反而会助长外部盈余,同时妨碍对出口导向行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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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不会有平衡,只能复现大规模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会带着狐疑的眼光看待这一论断,但历史表明,共生失衡几乎是所有全球经济扩张期的共同特征。

罗马帝国曾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持续地存在对印度的贸易赤字。尽管由此造成的黄金外流导致罗马帝国货币贬值,但印度-罗马贸易仍是全球经济的基石。

类似地,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持续地保持赤字,这些赤字用安第斯山出产的白银偿还。由此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导致了全球繁荣,伊丽莎白的英格兰和莫卧儿帝国都从中获益。而1870—1913年——又一个快速增长和全球化的时代——也没有出现平衡;资金提供者是英国,它就好比是世界的“银行”。

过去60年来,美国用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支撑着全球增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的赤字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和日本得以重建。反过来,欧洲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资金。

当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决定停止为这笔赤字提供资金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溃了。但其经济模式保留了下来,亚洲经济体接过了为美国赤字融资的任务,同时也利用美国市场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是这一被称为“布雷顿森林II”的经济模式的最新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显然,全球增长时代几乎总是伴随着共生失衡。但是,每一次失衡都会导致宏观经济扭曲,并将持续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下一次共生失衡会以什么面貌出现。

有可能中国马上会回归大规模经常项目盈余——必须足以满足美国的融资需求,还要给世界其他部分留出足够的份额。随着这股资本流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经济将重新获得繁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中,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投资者”。与所有失衡的体系一样,这会造成扭曲,但其安排可以维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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