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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基因组承诺

维也纳—对大部分人来说,承诺是期望获得某物的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合理希望。我们来看一个这种类型的承诺,它将科学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公众相信,科学和技术进步是迈向更好世界的不确定性之路上的指南针,未来子孙后代能活得更长、更健康、更幸福。

这一承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近400年前现代科学实现制度化之时。在发现数学可以用来理解物理世界后,一小撮自然哲学家转向了带实用目标的实验经验主义。在这一小撮人的带领下,科学革命横扫欧洲,并在随后传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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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最坚定的支持者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作《大复兴》(Instauratio Magna)中描绘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系统性研究。培根说,通过效仿和改变大自然,它的秘密会被披露——并能加以操纵从而改善人类生活。培根对利用自然原因的科学理解来“影响所有可能的事物”——即现在所谓的创新——的务实目标是科学对社会的最初的承诺,后来成为启蒙时代的核心。

许多科学承诺已经兑现——特别是人类寿命和闲暇时间的大幅提高——但还有很多只是部分兑现(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兑现的话)。而社会对科学的信任从未减弱。尽管具体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但最重要的信念——随着文化、教育和制度因素随技术和工业动态而趋同,科学知识改变人类生活——依然坚挺。

如今,遗传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承诺。自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DNA结构以来,人们识别了大量的遗传学数据,涌现了超乎想象的科学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遗传学也因此把科学带向了新启蒙时代的门槛上,在新时代,个体将以其独一无二的基因组数据关系的形式被理解。

这场运动——人类进步的无穷尽的追求的最新形式——给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带来了新挑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其举办的2001年遗传学展览会开幕式上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基因组革命已经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比如,这场革命必将带来通过合成生物学实现的生命工程,其前景目前还众说纷纭。类似地,试验胚胎学(研究不改变DNA序列的基因功能的可遗传变化)强调生物和社会发展关系的多维度特征,从而改变了先天后天之争的旧性质。对代际后天修正(epigenetic modification,不管是营养方面还是神经方面)的日益理解开启了表型(器官的可观察特征)可塑性及其可能影响因素的新角度。因此,很显然,现在人类的生命已不再只是自己的事情了。

这些发展——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疑问——表明需要重新绘制科学地图。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更具综合性的研究日程对于确保遗传学研究让全人类收益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这类研究对于改进社会财富的最重要贡献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健康、教育和伦理。事实上,关于个人基因组的更全面的知识能造成新的共性。有了对人与人关系的更好的理解——从个人生活方式对子孙后代健康的影响,到现存不平等性腐蚀性作用和新的遗传分化所伴随的风险——我们才可以创造更健康、更公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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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现这一愿景需要衡量人们在多元社会中所做的不同选择。在这方面,社会和科学机构的合作有助于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确保基因组革命有益于公众而不是制造隔离,从而战胜任何科学进步的真正考验:与日常经验的相关性。在一个危机多重多发的世界,人们需要看到、理解和识别遗传学所能提供的东西。

在被问及需要对什么问题时刻保持清醒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回答说:“我们可以防止的悲剧,我们可以修正的不公正。”将科学进步运用于防止悲剧和纠正不公就是兑现科学的核心承诺。加强遗传学在真实世界中的作用是这个方向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