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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政治

坎布里奇——也许淹没许多先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民粹主义回潮用时如此之久才最令人惊奇。即便在20年前,预测主流政治学家不愿对我们所处超全球化时代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现实进行补救将创造政治空间,从而使以简单办法蛊惑人心的政客有用武之地也并非难事。当时,采取上述方法的是罗斯·佩罗和帕特里克·布坎南;而今天则是唐纳德·特朗普、马琳·勒庞及其它各色人士。

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但它的教训仍然再重要不过。我们应当回顾人类首个全球化时代,它曾在一次大战前数十年达到高峰,但最终却造成了甚至更为严重的政治冲击。

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杰弗里·弗里登很好地总结了历史证据。弗里登认为在金本位鼎盛时期,主流政界人士不得不因为优先考虑国际经济关系而淡化民族认同感和社会改革措施。上述对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表现为两种致命形式:一是社会党及共产党人选择社会改革、二是法西斯份子渲染民族情绪。这两种方式都导致远离全球化、实行经济封闭(甚至更为糟糕的政策)。

今天这次反弹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不会如此不可收拾。尽管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经济衰退的紊乱和欧元危机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先进民主国家已经以失业保险、退休金和家庭福利等形式成功地建立——并(在遭遇困难时)维持了全方位的社会安全体系。世界经济现在拥有能发挥作用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机构在二战之前都尚未建立。还有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极端政治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信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