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已知的未知

纽约—在伊拉克战争最高峰,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已知的未知”——可预见的、如何成为现实还不确定的风险。如今,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已知的未知,其中大多数来自政策不确定性。

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三大源泉将在今年秋天汇合。首先,美联储是否会在9月或更晚“逐渐退出”其无期限量化宽松(QE)、其减少长期资产购买量的节奏有多快以及它何时、以多快节奏开始将利率从近零水平提高仍不清楚。另一个问题是谁会接任伯南克的美联储主席一职。最后,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的新一轮党派之争可能会提高政府破产风险,如果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总统奥巴马及其民主党盟友无法就预算达成一致的话。

前两个不确定性源泉已经开始影响市场。美国长期利率的上升——从5月低点1.6%升至目前高点2.9%以上——是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过早、过急的逐渐退出QE以及围绕伯南克继任者的不确定性。

目前,投资者对预算斗争所隐含的风险并不担心。他们认为——与过去一样——财政摊牌将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避免违约和政府关门。但投资者似乎低估了美国国家政治功能紊乱的程度。大部分共和党对政府支出怀有如圣战主义者一般的敌意,因此财政爆炸在今秋并非不可能发生之事。

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德国大选可能再次选出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民调显示CDU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盟的可能性较低。如果出现前者,德国对欧元区危机的当前政策就不会改变,尽管欧元区外围国对紧缩已经疲劳,而核心国对援助也已经疲劳。

欧元区外围国的政治风险包括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被定罪导致政府倒闭和新一轮选举。希腊执政联盟也可能崩溃,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紧张局面可能会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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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的前瞻性指引——在长期内保持低利率水平的承诺——来得太晚,力度也太小,没能阻止短期和长期借贷成本升高,而这可能扼杀原本就十分孱弱的欧元区经济复苏。欧洲央行是否会更积极地放松政策也是个不确定因素。

在欧元区之外,英国复苏的强度和英格兰银行软弱无力的前瞻性指引也导致了类似的“不一定”的利率上升,而英格兰银行与欧洲央行一样,因为无法采取更有力的动作而无力阻止这一幕发生。在日本,政策不确定性在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和贸易自由化以刺激潜在增长——是否能被实施,以及2014年提高消费税的预期是否会阻碍经济复苏。

在中国,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将表明中国是否会认真实施旨在将经济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的放缓导致了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而后者与长期利率飙升(拜美联储提早退出QE的恐慌所赐)一起,给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压力。

这些经济体——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及其他——在太长的时间里发展过度。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强劲增长推高商品价格,以及来自渴望收益率的发达经济体投资者的宽松资金——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为的繁荣。如今,派对已经结束,宿醉即将开始。

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和印尼尤其如此,它们都经受着多重宏观和政策疲软——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大量财政赤字、增长放缓、通胀超标——而在大选之前的未来12—18个月中,它们还需要面对日渐升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确定性。没有容易的选择:通过提高利率捍卫货币会扼杀增长、伤害银行和公司;放松货币政策以刺激增长可能导致货币暴跌,造成通胀飙升、破坏吸引资本融资外部债务的能力。

还有两大地缘政治风险。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在规模和时间上是否会有限度,还是会引发更广的军事冲突?目前,让全球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最后一击是石油价格再创新高。

其次,一年前,美国说服以色列不要对伊朗核武器雄心采取军事行动,给它们时间以观后效。但是,在一年的经济制裁和谈判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后,以色列对其所认为的生存问题的耐心正在日渐枯竭。即使没有实际军事冲突——可能导致油价瞬间翻番——以色列重拾动武威胁和双方之间的战争言论也将让能源价格出现飙升。

摆在面前的已知的未知不胜枚举。一些结果可能比预期的更积极,或至少不太消极。但在今秋,即使上述风险中只有一部分成为现实,全球经济步履艰难的复苏就可能毁于一旦。而政策失误和事故的元风险(meta-risk)依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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