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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

为什么善良的普通人有时会变成作恶者?这种转变的最极端例子当然就是上帝做宠爱的天使路西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正是我对在强大的情境力量所造成的侵蚀性的影响下使人们向坏的方面发生的一些转变所进行的心理研究的背景所在。

这种力量存在于一些寻常的行为背景中,它们把我们推向不正常的、破坏性的或者邪恶的行为从而扭曲了我们平常的善良本性。当我们身处于一个新的和陌生的环境时,我们思维、感觉和行为的方式不再受到过去一直可靠地指导我们的道德指针的指引。

 1972 Hoover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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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过去三十年里,我和我的同事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了普通的人群会被相对自然地引导向被大家认为是邪恶的行为方式。我们让参加研究的人接受实验,在实验中强大的情境力量,也就是匿名、群体压力或个人责任的传播会使他们盲目地听从当权者的指令,在丧失人性后会恶毒地攻击无辜的人。

我最近写的一本书,《路西法效应:理解好人怎样变成坏人》,描述了我们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了一个模拟监狱,然后随机地让大学生扮演囚犯和守卫,从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根本的转变。这与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德监狱发生的虐囚行为如出一辙,表明社会学研究描述社会环境主宰了个体性格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这项研究的主体对传统上把个体的本质、性格和个性特征作为理解人类弱点的主要并且通常是唯一因素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相反,我认为尽管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好的,他们却随时会表现出反社会的行为,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是在空荡的人生舞台上表演独角戏的孤独的个体。

恰恰相反,人们通常会是不同角色的综合体,站在舞台上,带着各种道具、服饰、剧本并且接受着来自舞台监督和导演的舞台指导。他们一起组成了可以戏剧性地影响行为的情境特征。个体给任何情境带去什么很重要,但是作用于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以及制造和维持情境的系统力量也同等重要。

大多数以达到个体目标为主的情境展现出人是罪人、应受谴责的、受折磨的、精神错乱的或是不失去理性的。研究人的转变的项目会跟踪接受康复治疗、精神治疗、再教育和诊治的医疗模型或接受监禁或被判处死刑的受到惩罚的模型。但是如果主要的施事者是情境或体系而不是人,那么所有这些研究项目都注定会失败。

其结果是,我们需要进行两种理论框架的转变。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共健康模型以防止发生暴力、虐待配偶、威吓、偏见,并且给一些识别出的社会疾病的向量注射预防针。第二,法律理论必须重新考虑在惩罚个体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强大的情境和系统因素。

尽管《路西法效应》的大部分内容研究了普通人群会多么容易地被诱使去做邪恶的事情或者对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置若罔闻,但是它所带来的深层次的信息还是积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处于一个更佳的情境时我们怎样以及为什么去掩盖、反对、蔑视以及战胜这些邪恶的事情。通过变得更加“邪恶地聪明”,我们为阻止我们的道德指针拨向负的一面建起了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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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路西法效应》祝贺了人类选择善良而不是残忍,关爱而不是冷漠,创造而不是破坏,以及英雄主义而不是邪恶行为的能力。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我邀请读者们一起来思考拒绝和挑战不需要的社会影响的基本策略,在此我引入了“老套的英雄主义”的观点。不管怎样,大多数英雄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超乎寻常的道德行为的普通人而已。

有了这种想法,我提议对英雄主义进行情境的透视,就像我对邪恶行为进行的透视一样:在我们某些人身上激起 敌对想象 和邪恶行为的情境可以在其他人身上激起 英雄主义的想象 。我们必须教导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把他们自己想象成“将会成为英雄”,在遇到也许在他们的一生中只会发生一次的特定情境下会随时做出英雄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