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公司?

柏林—如今，很少还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联合国公约抱有幻想，认为它们能扭转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适耕土地和水源流失的趋势。类似地，为二氧化碳施加硬上限以及实施更严格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以降低自然资源消费、保护工人的尝试也不再时兴，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担心这些规则会阻碍投资和贸易。

老办法信誉渐失，一些政府、经济学家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采取了新办法，其出发点是认为自然是“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解决环境风险的责任推给了私人部门和基于市场的机制。

在这个新范式中，生态保护是一个商业问题，自然环境无非是一组可交易的商品和服务。这一逻辑的终点是，生态系统服务不再是免费提供的。事实上，帕文·苏赫德夫（Pavan Sukhdev）指出，“我们使用自然是因为自然有价值，但我们失去它是因为它是免费的。”苏赫德夫是旨在强调环境破坏的经济影响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主撰稿人。

平心而论，给生态系统服务指定价值不仅仅是贴个价格标签那么简单。事实上，这一方法能有助于让环境政策更有效地抓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好处。与GDP不同，一些新的会计系统模式包括了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进步以及毁坏生态系统的代价的机制，从而为政治和经济行为提供基准。

危险在于新范式容易导致自然的金融化。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联合国REDD项目用市场和金融激励减少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类似地，“栖息地银行”让开发者以交易栖息地或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些信用可以从保护、重建和增强栖息地或物种的措施中获得——来补偿发展的环境成本。而碳交易机制使土壤和森林的价值退化为它们的碳固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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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意味着生态系统服务的私人所有权。但是，在许多国家，仍然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存在于土著民族聚居区，这使得与受影响社区及其内部的冲突难以避免。土著民族会要求知道谁将拥有服务和从其中伴随的信用中获利。而这个“谁”将承担满足复杂会计和合规要求的责任，同时还要减轻排他风险。

此外，私人部门为（比如）森林保护提供给融资的意愿取决于嵌入全球排放交易机制的各种信用——从国际气候谈判的状态看，产生这一意愿的可能性很小。实际情况是，排放交易只是矫正工业化国家习以为常的商业方法的一种方式。基于市场的工具在保护方面的作用的不断增加只能使企业得以操纵它们的环境义务，同时使政府更容易忽视它们设计有效环境政策的责任。

比如，去年，巴西强大的农业企业游说集团设法让政府批准了新的森林法，该法用基于市场的工具给予农业生产者更大的保护方面的余地。结果，毁林种地面积超过法定允许范围的地主可以通过在里约热内卢绿色交易所购买抵消信用（offset credits）满足合规要求，出售者则是拥有比法定最低森林覆盖数量更多的地主。

在这一新制度的驱动下，欲提供抵消信用者大量抢购采伐无利可图的地区——这一市场反应伴随着破坏人权的行为。巴西的经验凸显出环境政策不力的危险，即，环境政策让有钱人多了收买的选择，而代价则由更脆弱的公民承担，特别是土著民族和贫穷的小农。

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完全依赖市场监管经济行为的风险。由于全球环境崩溃的后果灾难程度要大得多，依赖基于市场的机制保护和强化自然环境是重蹈覆辙。

为了扭转这样的结果，全世界人民应该拒绝将自然视为服务提供者的观点，要求决策者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和重塑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不能允许“抵消”破坏性行为的机制继续脱离真正的问题，比如防止森林采伐和逐渐停用化石燃料。

在这方面，必须禁止用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将自然金融化。说到底，尽管保存完好的雨林的当前货币价值不可能与其所包含的的自然和矿物资源的价值死昂匹配，但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

此外，政府应该停止破坏其后和生物多样性的补贴，比如旨在鼓励毁林进行农业等“生产性”活动的现金激励。这样做能让各国实现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节省财政资源的目标。

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说明基于市场的机制不能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重建。它们可以（也已经做出了贡献），但有一个前提——它们是考虑自然环境的不可量化的真实价值的更全面的框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