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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论的不道德结果

普林斯顿—夺去一名无辜者的生命,这无论如何都是错误吗?许多天主教自然法传统哲学辩护者指出,这是绝无例外的真理,至少在我们指的是故意直接夺走他人生命,而不是其他行为的副作用时是如此。(这些道德理论家还把“无辜”定义为不含敌军战士,只要施害者所参与的战争是正义的。)

如果将这一观点与天主教通常教导人们的一项主张——人类父母的每一位后代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是活人相结合,将推出堕胎应该绝对禁止的结论。但22岁的萨尔瓦多女性——媒体称她为比特利兹(Beatriz)让这一观点的决定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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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利兹是一名小男孩的母亲,她患有自体免疫疾病红斑狼疮及其并发症。他的第一次妊娠相当艰难。接着,她第二次怀了孕,并且医生说怀孕时间越长,她被妊娠夺走生命的危险就越大。

对大部分女性来说,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成为终止妊娠的理由。但比特利兹还有其他的强大理由这样做:胎儿患有先天无脑畸形,他没有大脑皮层,即与知觉相关的脑部。

几乎所有这种情况的胎儿都会在出生后不久死去;极少数幸存者甚至连妈妈的微笑也不能回应。在有产前筛查和自由堕胎法的国家,先天无脑畸形十分罕见,因为几乎所有被告知怀有先天无脑儿的母亲都会选择终止妊娠。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传统天主教欧洲国家有自由堕胎法,但拉丁美洲仍保留着最虔诚的信仰,保持着这个世界最严格的法律禁忌。去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名16岁的患癌女孩在数周时间里被拒绝化疗,因为她怀有身孕,而医生担心救命治疗可能导致流产。尽管这名女孩后来被允许接受治疗,但她和胎儿还是双双身亡。

在萨尔瓦多,堕胎是绝对禁止的。4月,比特利兹的医生以医学理由要求法院允许他们终止比特利兹的妊娠,但被拒绝。5月29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比特利兹的上诉。

对任何关心人类福祉(或者一般意义的人类繁荣)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毫无意义的。终止无脑畸形儿终结了一条或许是人的生命——因为它是智人这一物种的一员——但这条生命无法获得任何人类福祉,因为婴儿(如果存活的话)无法享受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不允许比特利兹堕胎会产生另一大风险——一名渴望活下去、来日方长的年轻女性的死亡。她一岁大的儿子也面临失去母亲的危险。

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萨尔瓦多卫生部长玛利亚·罗德里格兹(Maria Rodriguez)宣布比特利兹将被允许接受“剖腹早产”,她说这不是堕胎,而是“引产”。手术在6月3日实施;无脑畸形新生儿在五小时后夭折。

如果说你认为这是比更早终止妊娠更好的额结果的话,那么你很难找到谁的境况因此改善��。显然,比特利兹的境况没有变好,她现在仍在重症监护中,此次妊娠对她长期健康的影响尚不清楚。无脑畸形婴儿在子宫中多呆了几个月,然后来世上做了五小时游,你能说他因此受益了吗?

在比特利兹案的讨论中,一个被忽视的要点是同样的天主教自然法理论——杀害无辜人类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可以为杀掉一个先天无脑畸形胎儿并不是错误的观点提供基础。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天主教哲学家、神学家和生物伦理家指出,杀掉无辜人类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因为,与非人类动物不同,他们具有“理性”。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将这一条件扩大至当下不具理性能力但日后会随着正常发育获得理性能力的生命。

 “具有理性的生命”这一条件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即使在应用到正常胎儿上也显得过于广泛了。将它应用到先天无脑畸形胎儿需要更进一步的可质疑性更大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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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托马斯·阿奎那不认为理性存在于所有智人物种成员中。他认为让人类变成具有理性的生物,一定程度的发育是必不可少的。在先天无脑畸形胎儿的例子中,不可能出现这类发育。它不可能变为理性生命。

正因如此,即使你认为故意杀掉一个具有理性的无辜生命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你也不应该反对允许比特利兹终止妊娠。这类人应该接受一种人道主义方案,让已经足够令人悲伤的人发生悲剧结局的风险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