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To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our content including in-depth commentaries, book reviews, exclusive interviews, PS OnPoint and PS The Big Picture, please subscribe
The escalating war in the Middle East must be understood in a broader context. The fact that the Iranian regime felt emboldened to risk a direct strike on Israel attests to a changing world order in which Western power is increasingly open to challenge.
consi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Iran’s unprecedented decision to launch a direct strike on Israeli territory.
普林斯顿——
曾经红极一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衰落了！十多年前，一份名为《巴黎竞赛》的杂志抓拍了一幅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董事的迈克·康德苏的照片，标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人”，而今他的继任者斯特劳斯·卡恩被戴上手铐的照片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俨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屈辱的法国人。
斯特劳斯·卡恩卷入纽约性丑闻这一事件造成的一个无法预料的后果就是公众对于其继任者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实上，这一丑闻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管方面的一些根本弊端，甚至是它的存在问题。
斯特劳斯·卡恩试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造成世界金融界的“医生”而非“警察”。然而，在缓解或甚至是阻止金融危机方面有时也需要警察。当前，许多国家财政部门与公共融资领域狼狈为奸的极端行为依然突出，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监管行动。
任何组织绝非仅仅是领导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软弱无能或者政治人物可能会对该组织造成巨大损害。不幸的是，过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常务董事们有一半要么软弱无能，要么过于政治化， 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两位常务董事，一位是比利时的卡米尔·格特，一位是瑞典的艾瓦尔·鲁思，两位均是软弱无能的人物。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他们的任期内几乎消失被人遗忘。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斯特劳斯·卡恩之前的两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董事，一位是德国人，一位是西班牙人，也都是软弱的角色。霍斯特·克勒任命于2000年，新千年刚开始便很糟糕。他在成为储蓄银行协会主席之前曾担任德国财政部长秘书，在国内影响力很大。德国时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竭力要求推选德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但克勒总是作为第二候选人出现。他于2004年辞职，开始作为安格拉·默克尔的德国联邦共和国仪式办公室主席候选人。他工作期间表现反复无常，直到他突然辞职也还是这样。
克勒的继任者，罗德里·戈拉托，一直是西班牙右派政党的领袖，但在2004年大选中意外地败给现任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他被派往华盛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这是作为给他的安慰，对此他从来都没有高兴过。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力逐渐减弱，他也在2007年因“个人原因”辞职。
斯特劳斯·卡恩也是以流亡政治家的身份开始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国内最强大的对手。萨科齐和他的战略家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日渐褪去的时候将克勒派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他们是一个辉煌的团队。或许他们还推算出，他的私人生活在一个比法国都更加拘谨的国家可能引起轰动。但是，2008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作为一个全球中央机构，克勒杰出的政治和经济才能开始展现，他再次成为了萨科奇连任总统的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欧洲国家债务危机问题上的参与使政治复杂性更加严重。欧洲以外的人士怀疑欧洲人正在因这位法国政治家出身又想重返政坛的经济学家而获得更加有利的交易。而一些欧洲人担心的是，两极分化严重的欧洲内部就如何分摊金融危机的成本争论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问题上有失公正。
在欧洲政府间高层谈判推动下，最近对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员任命已全部通过。现在有必要果断打破名誉扫地的剥夺这种决断的政治逻辑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常务董事必须是西欧人，这一契约没有以任何书面形式出现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协议条款也没有任何规定。事实上，甚至早在1973年大力推举一个非欧洲人候选人，罗伯托·阿莱曼。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时任阿根廷前经济部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也是那种在华盛顿工作最有成效的人员的指南。三个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常务董事无一人是政治家或政府部长。
捷克伯森，那位把1950年后默默无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回正轨的瑞典经济学家，原来是在巴塞尔任职的国际清算银行官员。作为20世纪三十年代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捷克伯森知道如何利用经济分析来影响局势。雅各·劳赫塞和米歇尔·康德苏都曾经是法国公务员，他们将高层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世界经济应该如何运作的构想结合在一起。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令人困扰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适应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即全球经济正在向东向南转移。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任命一位把握全局的经济人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样的结果和重复过去没有两样，当时想法就是提升欧洲与美国的影响力。委任一位亚洲官员只会改变“队员”的名字，但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位超越政治逻辑思维，勾勒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常务董事。下一位继任者应该来自东方而非西方，是经济学家而非政治家，有远见卓识而非空谈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