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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糖尿病

发自惠灵顿——我们的世界正在陷入一场糖尿病不断蔓延的漩涡之中。最近由马吉德·伊扎蒂与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同僚们共同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患有二型糖尿病鸟的成年人数量已经从1980年的约1.53亿上升到2008年的约3.47亿。而今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3.7亿。

虽然该疾病的散播速度在大洋洲最快而东亚最慢,但全球各地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二型糖尿病的增长是与肥胖水平的增长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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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毫不奇怪,因为体内脂肪的增长与体力活动的下降正是二型糖尿病(一型则相反)的直接成因。事实上,肥胖和缺乏运动所导致的大部分健康影响都会通过糖尿病来体现。

这些影响可以相当严重。在世界许多国家糖尿病已经成为肾衰竭,失明和下肢截肢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因素。

即便如此,全球对糖尿病的监测水平依然相当不足,甚至在某些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公共卫生监测就是“为了防止和控制疾病而持续系统进行的健康数据收集,分析,解读和传播。”——简而言之,就是采取行动所需的信息。

上述定义并未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传染性疾病上,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是如此执行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往往会在几天到几周(最多几个月)内发生,所造成的危险也是“明确而可见的”;同时对这类疾病的防治一般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对发病者的检疫,对接触者的追踪和免疫,或者消灭传染原所寄生的环境源头。

而类似糖尿病这类慢性疾病方面的情况则非常不同。这类疾病会在数年乃至数十年间无声蔓延;其造成的危险要么尚未得到认知,要么就被认为是无法避免的;而一般认为应该对此负责的不是国家,而是个人(生活方式改进)或者是医疗系统(医疗处方)。

但有效的慢性病监测是可以拯救生命的。如果发病趋势能受到监测,同时评估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以及人口面对的风险因素,那么相关慢性病防治政策的成败就能得到检验,医疗资源也能得到合理分配,而公众也能明确知晓自身所面对的风险。

基于这一认识,纽约市卫生委员会于2005年12月授权设立实验室糖化血红蛋白——该蛋白是糖尿病的生物标记以及血糖控制的关键指标——的检测结果报告机制,并因此建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口糖尿病档案登记系统。这些针对某一特定人口(纽约市居民)的监测报告(加上基本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使卫生委员会得以监测糖尿病流行趋势,评估检测覆盖情况并考察患糖尿病居民的卫生系统使用状况和血糖控制水平。

除了这些人口监测功能之外,该登记系统还能使个人健康服务提供者和病人同时了解糖化血红蛋白的升降情况,进而对病人治疗方案提供支持。但无论是病人支持还是监测功能都需要一个特殊的病人标识物,并以此向病人发送追踪信件并将来自同一病人的监测报告前后联系起来。

纽约市卫生委员会的汤玛斯·弗里登及其同僚们对该系统头四年的运作进行了检讨并得出了运作良好的结论。但同时要求所有实验室定期并完整提交监测报告的做法也受到了挑战,也不是所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和病人都愿意参与其中。

卫生委员会的这一创举同时也受到了广泛欢迎,因为它为经典传染性疾病监控工具在慢性疾病方面的应用提供了范例。但也有其他评论者批评这一登记制度可能会侵犯患者的保密和个人私隐,甚至可能挑拨医患关系。

但不管这些批评是否中肯,我们大体可以确定的是纽约市糖尿病登记制度虽然极富创新性,却只是一个最佳的过渡方案。除了依赖实验室对某一单一生物标记的报告之外,一个直接从病人病历中提取所需数据的慢性病监测系统才是最理想的。

任何对糖尿病的诊断或是随后的病情发展监测都需要回顾患者医疗记录并调阅病历——因此进入诊所的患者管理信息系统。逻辑上该监测系统应当从每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系统中提取所有服务于监测目的的所有数据(即“前端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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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随后将被安全地(以电子方式)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数据存储点。在恰当地修正(检查数据丢失,更正译码错误)并隐匿患者私人信息后,该数据应当开放查询。在恰当统计分析和谨慎诠释之后,就将形成有利于监测的有用报告,最好还可以被用于患者支持(用加密的专属患者标识物来保证个人信息的私密性)。

鉴于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为世界带来的负担日渐增大,我们也必须尽快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加强各级医疗单位——无论是地方诊所还是国际机构——的非传染性疾病监控系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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