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恐慌

发自哥本哈根——在许多支持大幅削减全球碳排放的活动家之间正在蔓延着一种恐慌性情绪。因为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场将于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且被大肆宣扬的会议不会为人们带来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对全球变暖的现状产生显著影响。

继冠冕堂皇的言论和慷慨承诺后，政治家们又开始玩起了相互推卸责任的把戏。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没有进步；大多数国家则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因其在哥本哈根会议将近之时仍未完成对“碳交易”的立法。联合国秘书长则说“奥巴马总统或许很难带着强大的威信参与这次会议”并与各国在哥本哈根达成协议。而其他人则把责任推卸给发展中国家——特指巴西，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些国家不愿签署限制性碳减排条约。而不论你转向哪一方，都能发现会有一些人会因哥本哈根会议那显然即将失败的结局而受到指责。

然而很显然在一段时期内还将存在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难题：立即实施碳减排的承诺并不起作用。17年前，许多工业国家在里约热内卢夸下海口，要在200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而实际排放量却超过了目标水平的12%。在京都会议上，各国领导人承诺到2010年把碳排放量削减到比1990年水平还低5.2%，这次的目标也没能达成且失败更为惊人：如今排放量已经超过目标水平25%之多。

哥本哈根会议的原定计划，是将全球领导人召集至哥城，并在制订更具雄心之目标的同时重申削减碳排放的承诺。但很显然，即使领导人们能在最后一刻紧急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协定也不能对我们的地球产生实质上的任何帮助。考虑到那些令人失望的过往记录，我们需要好好反思自身并以开放的态度迎接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后备方案，并不是就像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再召开另一次会议。后备方案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的策略。今年，哥本哈根共识研究中心委托全球顶尖气候经济学家来对那些可以用于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法进行检验。他们研究包括设置不同等级的碳排放税，种植更多树木，削减甲烷排放量，降低煤烟排放，适应全球变暖，或者致力于气候变化的技术性解决方案等各种不同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究竟对我们地球能有多少帮助得出结论。

研究中心召集了一个由5位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成员包括3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仔细考察有关问题的全部最新研究，并鉴别出其中最好和最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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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发现昂贵的全球碳排放税是最差的选择。而这一发现则基于一篇突破性研究论文，文中指出即使是一项高效的，旨在实现把全球温度升高限制在2°C范围内这个充满野心目标的全球性二氧化碳税都会使得全球年GDP在2100年时降低足足12.9%（等值于40万亿美元）。并且其总成本是其防止之气候损害的50倍之多。此外如果政治家们选择效率更低而且欠缺协调性的“碳限额及交易”政策，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在此基础上再扩大10至100倍。

相反，专家组建议将投资重点放在气候工程研究上以作为短期的应对措施，并将无碳基能源的研究来作为长期应对措施。

一些人提议说，气候工程学技术——尤其是海上云层白效应技术——是一种经济、迅速而高效的方案（这项技术是用船只喷洒雾状海水射入空中形成云层使其反射更多的太阳光线，降低地球温度）。而引人注目的是，研究指出总共耗费大约90亿美元执行此项海上云层白效应有可能解决本世纪所有地球变暖效应，即便一个人谨慎地实施这个方法——就如我们中大多数所做的那样——我们都应当尽早地识别其局限性和风险，而不是延后。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实现可持续且平稳地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那么这个方法显然能为我们争取一些必要的时间。研究显示，非矿物燃料能源资源——依据目前的可应用性——在帮助我们在2050年保持一个稳定的碳排放量方面也只能解决不到一半的需要，而在达成2100年目标方面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如果政治家们能改变谈判进程并在今年12月达成一致，将更大数量投资在研究和提高技术方面，我们就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把这项技术提高到所需的水平之上。并且由于它价格更低，比削减碳排放更加简单可行，这对于达成一个真心诚意而且得到广泛支持——并因此成功实现——的国际条约来说也是一个更好的机遇。

实施碳排放定价可以用来资助研究和技术提高，并且作为价格信号推动有效、经济的可替代性技术的应用。年投资约1千亿美元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本世纪末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的难题。

互相推卸责任并不能够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那么持续升级的恐慌却能够产生出一个正面的结果——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重新考虑当前措施的正确性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想采取行动，那就需要我们挑选出更明智的，低成本高回报的解决方法。只有那样才是每一位政治家乐于承担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