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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自然公园

哥本哈根——当巴拉克·奥巴马准备就职仪式的时候,其著作 《爸爸的梦》 中的一段文字值得我们思考。它揭示了我们看待世界问题的方法。

奥巴马在肯尼亚的时候想要去探险。他的肯尼亚姐妹奥马(Auma)责骂他的所作所为活像那些新殖民主义者。“那些本来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为什么被用来迎合旅游者?这些白人游客更看重一头死去的大象,却不关心一百个黑人儿童的死活。”尽管他的探险之旅最终实现,但奥巴马却不知道她所提问题的答案。

Chicago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in the Trumpocene Age

Bo Lidegaard argues that the US president-elect’s ability to derail global progress toward a green economy is more limited than many believe.

这则趣事与目前人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异曲同工。许多人——包括美国新任总统在内——都相信应对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是我们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修建越来越大的自然公园,而不是建设更多农场来让饥饿者得到温饱。

千万不要搞错:全球变暖在真实的发生,造成全球变暖的因素是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在于就连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严格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到本世纪中以前也不会对温度变化产生实际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低效昂贵的减排策略,而应该怀着对气候的美好愿望大幅增加零排放能源的研发费用,这种方法能以较低的成本在本世纪中以前解决气候问题。但对地球绝大多数居民来讲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只不过导致了现有问题的恶化——而这些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比如疟疾。模型显示全球变暖将使疟疾的发病率到本世纪末增加约3%,这是由于在全球变暖的环境中蚊虫更容易生存的缘故。但疟疾与医疗基础设施和普遍财富的关系远远胜过温度。富人极少感染或死于疟疾,但穷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强力的碳减排措施在100年内能避免约0.2%的疟疾发生。碳减排措施的啦啦队声音很大,人数也很多,他们多数来自不受疟疾影响的富裕国家。

另外一种选择是今天就把消灭疟疾的工作放在首位。这种方法相对比较简便和廉价,包括扩大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的发放范围,对孕妇开展更多预防性治疗工作,增加对有害杀虫剂DDT的使用,以及支持没有能力应用最佳新治疗方法的贫困国家。

100%解决今天的疟疾问题只需花费《京都议定书》六分之一的代价。换句话讲,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每拯救一名疟疾患者,直接针对疟疾的措施就能够拯救36,000人之多。当然,削减碳排放不只是为了对付疟疾。但对于因全球变暖而趋于恶化的所有问题来讲——飓风、饥饿、洪水——我们都可以通过立即采取更直接廉价的措施达到比目前好得多的效果。

比如,合理维护的堤坝和更好的疏散服务,而不是更低的碳排放量,本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飓风卡特里那给新奥尔良造成的损失。2004年飓风季期间,同处一岛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给我们上了有力的一课。投资于飓风庇护所和紧急疏散系统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死亡人数还不到10人。而在缺乏上述措施的海地,却有2,000人死于非命。海地人在同等风暴中死亡的概率是多米尼加人的100倍之多。

奥巴马的当选燃起了靠大规模致力于降低碳排放和耗费巨资研究可再生能源拯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正如奥巴马的肯尼亚姐妹可能证实的那样,这充其量或许只是满足了一种昂贵的嗜好。有人认为奥巴马应该遵从欧盟的领导,后者已经致力于在12年内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将碳排放量在20世纪90年代的基础上降低20%的宏伟目标。

只此一项所耗费的成本就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而这笔开支的净效果是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度降低二十分之一华氏度。这么做的成本却可能达到令人震惊的10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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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已经补贴了太阳能电池板,现在有些人希望奥巴马也能这么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个人,包括穷人,都需要纳税以便能让受益的多数富人感觉更加绿色。但气候模型显示德国付出1560亿美元的代价只能换取到本世纪末延缓1个小时全球变暖的脚步。而只需这笔开支的五分之一,我们就可以为20到30亿人提供必须的微量营养素,从而防止100万人死于非命,并使世界近半数人口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更加强壮。一而再再而三地,我们似乎选择了修建另一座自然公园,而放弃了又一座农场能够带来的平淡无奇的好处。

多数经济模型显示本世纪末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总损失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之多。这不是个小数,但也不是世界末日。到本世纪末,联合国预计人均财富能达到现在的1400%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