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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debates about Israeli policy are rife with double standards, leading to absurd decisions like Germany’s recent cancellation of a pro-Palestinian gathering. By quashing legitimate speech and assembly, an Israel-aligned establishment risks inciting precisely the kind of anti-Semitism that it wants to prevent.
worries that the double standards applied on Israel’s behalf will lead to an anti-Semitic backlash.
The intricate legal issues and colorful characters in Donald Trump's criminal trials will undoubtedly keep the media and the viewing public enraptured for months to come.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2024 election,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is how the defendant appears to a narrow sliver of undecided voters.
points out that optics, more than the law or the facts, will be what matters most for the election.
伦敦-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于这个月发生在缅甸的飓风作出一个大难临头的曲解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他曾说过：“去年，一场灾难性的风暴袭击了孟加拉国。前年，50多年来最强烈的飓风袭击了中国……我们看到科学家们早就预言过的地球持续变暖可能造成的结果正在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
令人奇怪的地，戈尔并没有把2004年造成22.5万人死亡的亚洲海啸包含在内。不用明说大家都能听出来他认为这些自然灾害预示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大难临头信念一直是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它们表达了对于天堂降临人间，到那时坏人遭到惩罚而好人得到拯救的渴望。在传统的宗教形式中，这种信念在发生地震和太阳黑子这样的迹象和预兆时，通过援引《圣经》中的章节，把它们诠释为预示着一场大灾难和清洗的到来。因此，大难临头论往往出现在发生战争或者自然灾害危机的时候。
传统的大难临头思想非常活跃，尤其是在美国，在那里它是新教原教旨主义的精神食粮，并且得到现代媒体各种资源的广泛宣扬。据说与布什政府接近的圈子就把当今世界的一些混乱局面，比如恐怖主义，看成是证实了《圣经》上的预言。
在世俗化、伪科学的形式中，大难临头思想还一直是革命政治的核心。哲学家约翰·格雷的新作《安灵弥撒》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学说怎样把大难临头所想象的场景移植过来，预言资本主义的毁灭将成为社会主义乌托邦到来的前兆。这种政治弥赛亚是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一个旁支。随着乐观主义的瓦解，当代的大难临头信念强调更多的是大灾难而不是乌托邦。
比如，在他的著作《平坦的地球新闻》中，调查性新闻记者尼克·戴维斯提醒我们记住千年虫恐慌。各地的报纸都在刊登预言计算机系统将在2000年1月1日崩溃，从而使世界大部分地区陷入封闭状态的故事。言外之意很简单：那些依靠技术生活的人将最终死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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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学的误报现在变得如此寻常，以致我们已经有点习以为常了。与之相比更严重的是科学本身也受到了大难临头精神的影响。以信仰为基础的科学听起来与点自相矛盾，因为科学的世界观是出于对宗教的迷信思想的挑战而产生的。但是重要的科学信念现在可以被说成更多地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而怀有的。
这让我们又回到戈尔和气候变化的话题上。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地球变得越来越暖了（温度上升了大约0.7℃），对此大多数气象科学家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这类排放，全球温度在下个世纪将再上升1.8-4℃。在某个“引爆点”，世界将遭受传统启示论所描述的洪灾和瘟疫而面临灭顶之灾。
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第二次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第一次是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所预言的世界将很快耗尽自然资源。两次预言似乎都是“科学的”，但是它们的结构却与《圣经》有关洪灾的故事如出一辙：人类的邪恶行为（在今天就是不受抑制的物质主义）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而这种后果现在可能已经太晚而无力挽回了。像《圣经》上的预言一样，具有“科学性”的世界末日的故事似乎根本不容驳斥，并且一再被重新包装后迎合那些认为会出现大灾难的人。
科学家们争辩说媒体和政治家应该对将他们的科学发现夸大为拯救的承诺或报应的警告负责。但是科学家本身也应该负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把尚不确定的事物说成是可能发生的事物，把尚存在争议的问题当成是事实，并且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异端邪说。
科学家总是不愿意放弃运用已证实的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不管它们是多么谬误。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决心清除世间的坏习惯的拯救军的首领时，他们对不同意见的不容忍被无限放大了。
今天西方社会正在把大难临头的想象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许在如何应对环境危害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期望中国和印度给出答案，而不是把气候变化当成一个剥夺他们拥有我们业已拥有的东西的权利的借口。中国人怎样看他们刚刚发现的物质主义？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对此做出清醒的认识吗？
对迷恋世界末日说法的人最好的对抗手段就是怀疑论。我们必须愿意严肃地对待不确定性。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但是大难临头思想扭曲了科学争论而使我们更难解释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反过来又使我们更难知道如何去应对它。
危险在于我们已经如此受到大难临头病毒的侵蚀，使我们最终制造了一场真正的我们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灾难灾难以避免一场想象中的灾难。简言之，尽管带有宗教信仰观点的思想应该受到最大的尊重，我们还是应该更尊重事实来避免再次受到宗教思想的侵蚀，而这正是科学应该关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