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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迷思

发自纽约——在九月末,全美的报刊版面都充斥着关于妇女幸福感的统计数据。一位叫马库斯·白金汉的商业咨询师指出,这些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40年中妇女的幸福感在下降。而那些博客,新闻报刊以及日间脱口秀节目则被一种看法所困扰着,那就是女权主义——所有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实际令女性变得越来越沮丧。

实际上,那些受访妇女其实是告诉白金汉所引用的那些调查者说,她们对生活的很多方面“感到不满意”。而如果说在过去40年中西方女性究竟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如何对现状感到不满——这也是我们在输出西方女权主义价值观时,其他国家的人们必须明白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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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究竟是好是坏,西方“意识觉醒”的理念其实也包括了教导女性如何感到不满意。

当代西方女权运动发端于1963年,以贝蒂·弗里丹发表的《女性的迷思》一书为标志,该书允许女性去抱怨——那些可以从多方面来定义的“无名的问题”。而此后出版的许多本论著,都是为了帮助西方女性看清她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不足之处”,比如只能干些报酬低廉的工作,而且好处全给男性占了——甚至还遭到性骚扰。

这场运动甚至在性的方面也设下了标杆:在1973年,希尔·海特就告诉她的女性同胞们,如果无法通过性交达到性高潮,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不正常——女性可以在性方面要求更多更细致的关心。你想创业吗?那就去吧,女士们!你想获得父母的平等对待,或成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完全没问题,姐妹们!那些高声倡导西方女权主义的人士鼓励女性在她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

但是这种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和哲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可能是长期性的个人精神折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男女们——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在我们身上观察到了这种负面影响,并因此感到非常矛盾。

不错,以“永不满足”的面孔来定义的西方女权主义的确会导致一个矛盾。我们女孩们和年轻的女性无法放松自己。西方社会统计的新数据显示,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女儿培育成为散发着自信与自尊的一代。相反,我们却正在把我们的女儿培育成对自己极端苛刻的一代——她们把个人标准定得超乎想象的高,甚至高得有点自我惩罚的味道——最后把自己培育成不给自身一点空间来休息和思考是否“够了”的一代。

而在西方社会,如果被我们定义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以及超越他人的女权主义却无法为我们的女儿们提供一个成功的定义,能让她们明白维持原状已经很好的话,那该怎么办?但对于身处西方社会中的我们来说,更不幸的是第二波女权运动是由那些雄心勃勃,进入精英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发起的,她们把工作上的成就当作所有成就的顶峰。而留给其他的成就的空间,比如关怀年老的父母,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或者——极度非西方的——获得某种内在的智慧,洞见或平静等方面也就不多了。

那如果我们只是把女权主义的理念主要表述为一系列的成就和苛责,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对各种自由的延伸——有时也包括不懈追求完美的自由,又会怎么样呢?

虽然把女权主义重新定义为“永不满足”满足了消费资本主义和后工业时代工作伦理的要求。但对于女性或男性来说,40年来,职业女性与从前的职业男性一样身心疲惫,而这未必就是一种胜利。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当问及那些职业女性的儿女们自己最想改变的生活现状是什么时,他们的答案并不是想和母亲更多地呆在一起,而是希望他们的母亲不要那么疲惫以及承担那么大压力。

而在这方面我的姨妈阿纳苏亚就是我最重要的榜样,她放弃了去获取职场上的那些所谓成就并把精力放在了家庭上。现在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她也终于可以赴西藏几个月去实现自己做一个藏医的梦想。很明显,女权主义曾为她开辟了一条自主选择的生活道路,现在也同样助她实现了这个不平凡的目标。

但我所不知道的是,女权主义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清晰的生活空间来向她最使我崇拜的个性致敬:她的慷慨。阿纳苏亚姨妈一直坚持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和经济拮据的单身母亲,或者仅仅是在自己的餐桌上为那些父母无暇照料的年轻人留双碗筷。通过这些行为,她扩大了其他人的生活,而这也是我所知道最为成功的“事业”之一,但我姑妈却是怀着冷静,安详和平和的心去追寻这一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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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权主义是否需要继续深化其关于成功女性的人生定义,从而不再需要依靠什么证书来证明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呢?我想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了。随着市场崩溃,失业高涨,还有我们制度基础的剧变,这对于所有女性以及那些她们关心的人来说,现在就是个绝佳的时机。

可能当我们意识到一个女性将对自身的认识构建那些外在的,职场上的成就之上是多么无意义的时候,就会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而这也将成为我们迈向更深的自由,以及对女性命运更深认识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