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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解决方案

伯克利——通过曲折的互联网链条——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引用俄勒冈大学的汤马(Mark Thoma),汤马则是从《经济展望杂志》上读到——我获得了一份萨伊兹(Emmanuel Saez)的文章——他的办公室和我相距不过50英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戴蒙德在同一层。萨伊兹和戴蒙德指出,正确的北大西洋社会最富公民的边际税率应该是70%。

这是相当醒目的估算——过去三十年来,该地区一直流行着减税狂热——但戴蒙德和萨伊兹的逻辑是相当明晰的。最富阶层把持和控制着如此之多的资源,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已经餍足了:在他们的财富中加上一点或拿掉一些对他们的幸福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不管我们赋予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幸福多大的权重——不管我们称他们是劳苦功高的产业掌门人,获得如此高位实至名归,还是认为他们是寄生于社会的窃贼——我们都不能通过增加或降低他们的税率来有所影响。

这一观点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推论是,当我们计算什么才是适合最富阶层的税率时,我们不应该考虑税率改变对他们的幸福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影响是零。关键问题应该是改变他们的税率对其他人福利的影响。

根据这一简单的逻辑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将最富阶层的税率设置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最高点,即对他们的税率要高到我们尽可能从他们身上筹到最多的资金的程度,也就是说,要克服他们通过能源和企业的多元化实现的避税,使逃税行为会导致额外的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而不是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