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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科技政策争论

斯坦福—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服务器被黑客侵入,许多有损其形象的电子邮件遭到泄露。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能源警报响彻天空几小时之久。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韩国核威胁与欧洲和美国的恐怖袭击之间也有着同样的共同点:它们都说明了大有裨益的技术的弊端——这些风险日益要求我们出台强大的政策应对。

科技争议的日益激烈的例子包括所谓的网络中立性争论和苹果公司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关于解锁嫌疑恐怖分子的iPhone的纠纷。这不足为奇:随着科技带来的后果越来越多——影响到安全(核武器和网络战)和工作岗位(先进软件和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干扰)等——其影响有好,有坏,也有可能有丑。

先看好影响。科技消灭了天花等疾病,也几乎根除了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科技让我们能够进行空间探索;科技加快了交通运输;科技打开了通往金融、娱乐和其他诸多方面的新的机会之门。光是蜂窝电话技术,就让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通讯限制。

科技进步也提高了经济生产率。轮种和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让人类文明得以从田间进化为城市。直到1900年,仍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农村;如今这一数字只有2%。

类似地,电气化、自动化、软件,以及最近的机器人都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生产率。我的同事刘遵义(Larry Lau)和我估算,科技变迁贡献了近几十年来G7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大约一半。

悲观者担心,科技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效应正在消失,并且难以反弹。他们说,互联网搜索和社交网络这样的科技,对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无法与电气化和汽车的出现相提并论。

相反,乐观者相信大数据、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既不预示着科技驱动改善的新纪元。预测下一个“杀手应用”崛起于这些科技中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们认为,也没有理由认定不会出现杀手应用。毕竟,有时候重要科技驱动器主要商业价值的使用方法与发明者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比如,瓦特的蒸汽机最初是用来给煤矿抽水,而不是驱动火车和轮船。类似地,马可尼在长途无线电传输方面的工作原本只是为了与电报竞争;他从未构想过广播电台和现代无线通讯。

但科技变迁也带来了大量混乱,很多人因此蒙受损失。十九世纪初,担心被取代驱使约克夏和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即“卢德分子”——砸毁自动纺纱机和织布框架等机器。

工人被取代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机器人取代了较发达经济体中的一些制造业岗位。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将造成进一步的取代,尽管情况未必如某些人预想的那样糟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许多人认为计算机和自动化将导致普遍的结构性失业。这一幕从未发生,因为新的工作类型出现并抵消了发生的取代。

无论如何,工作岗位的取代并非新科技的唯一消极副作用。汽车极大地增强了移动能力,但也带来了不健康的空气污染。有线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给了人们分享和接收信息的前所未有的力量;但也造成了信息和社会互动的碎片化,人们选择强化自身偏见的信息源和网络。

此外,现代信息科技往往被极少数企业所主导:比如,谷歌是互联网搜索名副其实的代名词。历史上,经济力量的如此集中都将面临反弹,根源就在对垄断的恐惧。而事实上,这些公司也开始面临来自反垄断官员的严格审查,特别是在欧洲。消费者对这些公司的总体容忍态度是否足以抵消对市场力量的规模和滥用的源远流长的担忧还有待观察。

但科技的消极面要黑暗得多,自由社会的敌人沟通、策划和实施破坏性行动变得更加容易了。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线招募成员,并提供虚拟的袭击指导;通常,这些组织甚至不必直接与个体进行联系就能“激发”他们实施恐怖袭击。当然,核技术也不仅仅提供了没有排放的电力,它们同时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所有这些威胁和后果要求我们有明确的政策应对,它们不仅要着眼于过去和现在,更要着眼于未来。政府常常陷入狭隘而短视的争论,就像联邦调查局和苹果公司之间的争论,而失去了对未来风险和挑战的长远眼光。这可能给一些真正的丑陋东西创造发生的空间,比如令电网瘫痪的网络袭击。这样的事故,除了立刻产生的后果,还可能刺激公民要求过于严格的科技限制,出现为了安全而打压自由和繁荣的情况。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善的新机构、新政策、执法部门和私人企业间以及政府之间的合作。这些措施不但要响应发展趋势,更要抢先于趋势。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消除未来风险,同时继续释放科技改善人们生活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