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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民粹主义圈套

伦敦—2016年证明了自由民主的持久性不可再想当然了,即便西方也是如此。事实上,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亚沙·芒克(Yascha Mounk)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许多西方国家,公众对民主的信心下降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如何解释这一趋势?2016年的政治剧变表明,许多人对民主不作为(democratic inaction)感到不满。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不平等性、移民和恐怖主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决定新的处置。民主国家的政治建制似乎陷入了永久性的迟钝状态,这促使选民要求强势领导人承诺打破政治僵局,扫清官僚主义障碍,采取果断的新政策。

这些领导人——他们主张只需要他们就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常常在公司届寻找,并且常常可以找到。许多人觉得成功的CEO能实现明确的目标,因此他们认为商人能够解决政客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

但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因为政治领导力与公司领导力具有本质不同。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讲,这是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分析的区别。公司领导人必须让股东满意,并且不能因为社会其他成员的反应而困扰到自己。如果利润最大化要求削减成本,精简人手,那么公司领导人就会缩减岗位,向冗余员工支付遣散费。这些员工接下来怎么办就是别人——即国家——的事了。

另一方面,政治领导人受到“一人一票”原则的约束,他有责任照顾好有产者和无产者、有工作者和无工作者。政客必须确保失业工人能获得新机会,否则就有可能失去选票。

这并不是说CEO的工作更加容易;但显然CEO的工作定义更加明确。以公司思维完成政治任务的领导人可能关注效率甚于包容。但如果它们的改革忽视或梳理太多选民,他们就有可能被赶下台。

2016年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急切地需要找到补偿或帮助在最近的全球经济中落后的人的方法。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后共产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领教过。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最新的转型报告《所有人的转型》(Transition for All),在市场改革的最初几年,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深感受伤。

有趣的是,许多支持这些改革的人喜欢“强势领导人”。他们认为,因为改革不受欢迎,因此需要强加给公众,而不是受到民主进程的过度阻挠。不幸的是,这一观点适得其反。一些强势领导人确实讯速地实施了改革,但改革措施只有利于一小撮人,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最终都被赶下了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私有化。国有企业几乎总是效率低下,并且人浮于事。因此,私有化后,它们变得更有效率,但也裁减了员工。从企业层面的局部均衡角度,改革是积极的;但如果从被裁员工的福祉和对社会的一般均衡影响的角度看未必如此。

如果私有化让太多的工人失去饭碗又不给予补偿,那么大多数公民就会认为私有化不合理,这有可能影响到他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支持。这就是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私有化成为一个贬义词。

某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所造成的伤害要比改革本身持续得更久。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它们所引发的痛苦为民粹主义强人的崛起夺权创造了政治条件。当其中一些新领导人逆行改革时,同时也移除了对他们的权力的制度制衡,因此他们的决定更加难以撼动。一旦他们巩固了对权力的把持,他们就会将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给亲信。毫不奇怪,许多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性在今天要比它们放弃私有化和其他改革时更加严重。

因此,民主制度至关重要:它们让改革的受害者能够获得补偿。在“一人一票”制度下,“输家”和“赢家”一样重要。因为真正的民主政策必须是包容性的,在民主国家实施改革耗时耗力;但构建支持改革的广泛同盟的过程固然痛苦,它确保了这些政策能够持续下去。

从长期看,包容性改革能够坚持下去,而走捷径和肮脏的改革不能坚持下去。民主的乌龟最终将战胜仁慈独裁的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