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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会成为下一个阿根廷吗?

发自剑桥—随着斯里兰卡展开另一场关键政治过渡,该国因此面临着宏观经济不稳的重大风险。而能否将风险最小化则首先取决于该国新当选的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能否在重压之下维护自身声誉并采纳包容性政治。

这个拥有迷人田园风光的印度洋岛屿曾是一个增长优等生。在1948年独立后的几年间,斯里兰卡在贫困,婴儿死亡率和初等教育等主要社会指标上所取得的进步都远远领先于其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但这几十年来,分裂与冲突一直如毒蛇般缠绕着这个天堂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斯里兰卡极易受到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影响。根据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克里斯托夫·特雷布施(Christoph Trebesch)汇编的据,该国在过去四十年中有将近70%的时间都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类宏观经济稳定计划的监督之下——这一纪录在南亚地区仅次于巴基斯坦。相比之下孟加拉国大约有50%的时间处于基金计划管理之下,并且似乎在2015年彻底摘掉了被督导对象的帽子;印度仅有约15%的时间接受督导,自1995年以来就没再实施过了。

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已故知名经济发展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指出:“很显然,一直以来通胀的根源其实深深地潜藏在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内部,尤其是与社会和政治冲突以及冲突管理相关。”即便是发表过“通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这个著名论断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承认通胀其实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诱因。

本质上,宏观经济的病态源于在经济大饼划分上产生的冲突。除非这些冲突得到解决,否则它们将导致不可持续财政赤字,过度对外借款,通货膨胀以及汇率不稳。以阿根廷的贝隆主义为典型的拉美国家政府宏观经济不负责任行为就涉及对城市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偏袒。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周期性危机则经常反映出种族和地区冲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的研究表明当社会的负担分担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时,外部冲击就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而斯里兰卡内部其实存在着多方面的裂痕,尤以意识形态,种族,语言和宗教为甚。对此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极为敏感细腻的小说著作《安尼尔的鬼魂》(Anil’s Ghost)就捕捉了这些冲突对人类和个体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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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出的是,斯里兰卡的原罪在于将僧伽罗语奉为1956年宪法中唯一官方语言时所呈现的语言威权,到1970年代又遭遇共产主义叛乱,然后是几乎将该岛撕成碎片的、与泰米尔人有关的数十年种族冲突。在2009年战争残酷终结后,今年年初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实施的复活节爆炸事件又使宗教分裂浮出水面。

这些冲突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损失。那些公民与国家之间具备稳定社会和经济契约的社会往往具有健康的税款征收率,这反映出人们普遍愿意分担国家提供服务所带来的成本。但是在斯里兰卡,税收相对GDP的比率不到12%,其中所得税还不到1/4。考虑到该国的相对繁荣状况,这些数字其实非常低下。

这样的收入显然不足以满足政府的支出需求,尤其是内战最后阶段和战后建设启动之际。于是斯里兰卡在本世纪初开始大笔对外举债,将其债务对出口额比率推至270%的惊人高点。同时随着非优惠借贷比例从大约25%上升到接近70%,债务负担变得越来越繁重。债务已被证明是难以控制的,斯里兰卡不得不付出屈辱的代价,将位于汉班托特的港口和土地移交给中国以抵偿一部分债务。

而导致斯里兰卡脆弱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自2000年以来——远在世界贸易崩溃之前——出现的出口增长骤降。实际上当世界其他地区在那十年间迈向超全球化的时候斯里兰卡却在去全球化,这也与社会冲突有关。

斯里兰卡在拉贾帕克萨领导下将迈向什么政治方向还有待观察。但如果政府奉行非包容性政策,就几乎可以肯定将导致低下的资源动员程度,对苛刻条件外部融资的持续依赖,低外国直接投资率以及出口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必将难以实现。

因此斯里兰卡新总统所面临的挑战既简单又严峻:阻止这个曾经的南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为另一个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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