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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村落

美国剑桥—“我想成为它的一部分——纽约,纽约,” 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这样歌颂这个吸引着无数全球最有雄心的人们的城市。他们中有艺术家和演员,也有商人和银行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并不是难以解释的现象;像纽约市这样的大都市有着文化多样化的人口、跨国公司和各种天才个体,遍地都是机会。但大城市的影响比经济甚至文化力量深刻得多;城市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甚至人们自己。

2010年,乔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与一群研究者一起发现,不少社会经济指标——既有积极指标,也有消极指标——随地方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城市越大,平均工资、生产率水平、人均专利数量、犯罪率、焦虑普遍性和艾滋病发病率都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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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若城市规模翻倍,所有人均经济活动指标都会增加大约15%。这就是为何人们要来到大城市的原因;事实上,这也是城市兴旺的原因。

这一定律不随城市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它也不是独有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类似的函数关系在许多韦斯特团队的研究所未覆盖的城市生活方面也存在。

外表上与高楼大厦丛生的纽约和以宽阔的林荫道著称的巴黎大相径庭的城市何以在功能上如此接近?如果如莎士比亚所言,城市无他,唯人民耳,那么答案也许就在居民之间联系、互动和交流的特征模式上。

艾滋病——事实上,是所有性传播疾病——就是一个社交网络如何影响城市生活的��动例子。艾滋病通过性伙伴之间的联系传播。思想——及其所激发的创新——也以类似的方式传播。

仅仅几年前,对这些复杂社交网络的广泛调查还是不可能的任务。毕竟,可以动用的工具——孤立的实验室试验和书面问卷——既不精确,也无法适用于大范围。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在线平台实现了数十亿人的无缝连接,改变了社交网络的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调查人类互动的工具。

事实上,一个数据分析和社会学的全新的交叉研究领域正在兴起,它就是计算社会科学。如今,使用在线或通过通信网络收集的数据——比如,无线提供商Orange和Ericsson最近向研究者开放了一些数据——让用科学方法解决人类社会性基本问题成为可能。

最新论文(我们中的一员,卡洛·拉蒂是该文合作者之一)使用来自全欧洲通信网络的匿名数据探索了人类网络如何随城市规模改变。结果引人注目:在大城市,人们不仅走路更快(这一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发现),交朋友和换朋友的速度也更快。

这一现象的根源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根据韦斯特的发现,人际关系总数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伦敦八百万居民的定期联系对象数量比剑桥居民的10万居民多出近一倍。这一人际曝光率的增加——因此带来了思想、活动甚至疾病爆发率的增加——可以解释城市规模对社会经济结果的影响。

但另一个趋势也是所有规模城市所共有的:人们倾向于构建自身周边的“村落”(village)。这种行为可以量化为网络的“集聚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即某人的朋友们彼此也是朋友的概率——并且不同都市区之间保持不同寻常的稳定性。简言之,不论何地的人都有一种生活在亲密社区的天生倾向。

当然,这一观点此前就已出现。比如,城市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就描述过纽约市社区中的丰富互动——她称之为“复杂芭蕾,个体舞者和整个舞蹈团都有与众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神奇地形成了互相强化的作用。”计算社会科学可以提供量化这些观察、获得可能影响未来城市环境设计的洞见的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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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些洞见是否能够释放小城镇人类互动的力量,让他们获得大城市的某些社会和经济优势。在这方面,关键在于认识到“城市村落”和农村村落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农村村落,社交网络基本由家庭、近邻或历史预先决定。相反,城市居民拥有十分广泛的选择,根据社会、知识和创新亲密关系建立个性化村落。

或许正因如此,辛纳屈离开了他的家乡新泽西州霍伯肯(Hoboken)。只有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他才可以找到鼠帮乐队(Rat 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