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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对社会和安全的威胁

发自慕尼黑——如果世界历史的视角上看,当前这一段时间应该属于苦痛的时期。开放社会处于危机之中,以普京俄罗斯为代表的各类独裁政权和黑手党国家纷纷崛起。在美国,特朗普也试图建立自己的黑手党式国家,幸好宪法,其他机构体系以及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把他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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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开放社会的存续状况堪忧,我们整个文明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像朝鲜的金正恩以及美国的特朗普这类领导人的崛起与此有很大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两国似乎都愿意去冒一场核战争的风险。其实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人类为建设性和破坏性目的利用自然力量的能力在不断增长,而我们管理自身的能力却依然时高时低,并且目前处于低水平状态。

美国巨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和垄断行为正在对美国政府的无能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公司经常承担着创新和开放者的角色。但随着脸书和谷歌的日益发展壮大,它们已经成为了创新的障碍,并导致了种种我们如今才开始意识到的问题。

公司通过开发自身所处的周边环境来赚取利润。矿业和石油公司开发物理环境;社交媒体公司则开发社会环境。但正是尤其罪恶的一点,因为这些企业会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并因此干扰了民主体制的运作和选举的完整性。

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基于网络的,所以它们喜欢追逐不断上升的边际收益,因为这能为它们带来惊人的增长。网络效应确实具备着史无前例的变革性,但也是不可持续的。脸书用了八年半的时间才达到了十亿用户,而达到二十亿只用了一半时间。按照这个速度脸书将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把所有人都收入囊中。

脸书和谷歌实际上控制了所有数字广告收入的一半以上。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它们需要进一步扩大网络并获取更多的用户关注份额。而当前他们通过为用户提供一个便利平台来实现这一点,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对企业的价值就越高。

此外,由于内容提供商无法抗拒使用这些平台且只能接受所有服务条款,它们也在为社交媒体公司的利润作贡献。事实上,这些公司的卓越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免于对其平台上的内容承担责任——以及付款。

这些公司声称自己只不过是分发信息。但它们近乎垄断的分销地位这使其成为公共事业企业,因此也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以维护竞争,创新以及公平公开的准入机制。

社交媒体公司的真正客户是那些广告商。然而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正在逐渐浮现,不仅依赖于广告,而且还以向用户直接销售产品和服务为基础。它们开发利用自己手中的数据,捆绑自己的服务,并使用歧视性定价来截流本应与消费者分享的更多利益。这进一步提高了它们的盈利能力,但是服务捆绑和歧视性定价却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社交媒体企业通过操纵用户的注意力来欺骗他们,将其引向自己的商业目的,并故意设计提升对他们所提供服务的沉溺度。这一点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

这也是互联网平台和博彩企业之间的相似之处。赌场早就开发出了一系列技术来勾引赌客,直到他们把所有的钱——甚至是借来的钱——都输光。

在这个数字时代,类似的事物正在作用于人类的注意之上——并且可能是不可逆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心或上瘾的问题;社交媒体企业实际上是在诱导人们放弃自主权,而塑造人们注意力的力量则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企业手中。

要坚持和捍卫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称说的心灵自由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一旦失败,那些在数字时代长大的人们可能就难以去重拾这一点。

这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缺乏心灵自由的人很容易会受到操纵。而这种危险可不是未来时;它已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眼前还存在一个更令人警惕的前景:专制国家和手握海量数据的IT垄断企业之间的联盟,将新生的企业监控系统与业已成熟的国家监控系统结合一体。这可能会催生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控制网络。

这种邪恶联姻首先发端的国家很可能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尤其是中国的IT企业完全相当于美国的平台企业。它们也享受着习近平政权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政府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在其境内保护本国的明星企业。

为了进入这些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一些美国的IT垄断企业已经开始尝试自我妥协。这些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可能会很乐意与它们合作以强化自身对本国民众的控制手段,并扩大他们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权力和影响力。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平台垄断地位的主导地位与不平等现象之间的联系。股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状况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IT巨头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则更为重要。它们已经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实现了垄断。最后只有它们足够强大去吞并那些可能发展成竞争对手的初创企业,也只有它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去入侵对方的领域。

平台巨头的拥有者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主人,但事实上他们是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奴隶。他们正在争夺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新增长领域(如无人驾驶汽车),不成功,便灭亡。

而这类创新对失业率的影响程度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欧盟,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目光要比美国远大得多。它们保护的是工人而不是工作。它们愿意出钱再培训或保障那些失业劳动者。这为北欧国家的工人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感,并令他们比美国同行们更加支持技术创新。

而那些互联网垄断者们既缺乏意愿也没有倾向去保护社会免遭它们行为的后果。这使它们变成了公共的威胁,而监管机构有责任去保护社会免受它们的侵害。在美国,监管机构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垄断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欧盟在这方面处于更佳地位,因为还不存在任何本地平台巨头。

欧盟对垄断的定义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的执法主要侧重于通过收购兼并产生的垄断,而欧盟法律则禁止滥用垄断权力,无论它是如何实现的。欧洲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也比美国要强得多。

此外,美国法律采用了一种奇怪的理论来衡量伤害,认为客户为获取服务所支付的价格越高伤害才越大。但鉴于大多数巨型互联网平台都是免费提供大部分服务,因此几乎无法证明受伤害程度。此外该原则也没有考虑到平台企业从其用户处收集的宝贵数据。

欧盟竞争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是欧洲方案的支持者。欧盟花费了七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一项针对谷歌的诉讼。但在案件胜诉的推动下实施适当监管的进程大大加快。此外由于维斯塔格的努力,欧洲方案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各界的态度。

美国互联网企业全球主导地位的破除只是时间问题。由维斯塔格牵头的监管和税收将是他们覆灭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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