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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拯救环境

切维蔡斯,马里兰州—想象这样的图景。在1966年,你站在华盛顿的一间政府办公室里,看到一位身着制服的官员对一位商务打扮的人说:“你的任务是消灭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杀掉的人比两次世界大战加起来还要多。你将获得一丁点儿预算、一个小团队,如果你失败了,部长将否认知情你的行动。”

听起来像是好莱坞电影场景。是的,这就是当年首播的《碟中谍》电视剧的的开头。但它确实发生了,只不过用的不是这些词句。官员是助理军医处长詹姆斯·沃特(James Watt);获得任务的是传染病中心(CDC)科学家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而敌人是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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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看上去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时,每年天花杀死的人数高达两百万,另有1,500万人被传染。亨德森和他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团队超越了人们的预期。只花了十年略多的时间,天花就成为第一个——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被完全根除的人类传染病。

这一巨大的医学成就的关键并不是你可能预想的重大卫生突破(天花疫苗在十八世纪便已诞生)。而是外交、灵活性和合作。

一开始,WHO不相信疫苗方案。包括WHO总干事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要想阻止天花,31个受影响国家的全部11亿人,包括生活在边远村庄中的人口,都必须接种——这将是一场物流噩梦。

因此,WHO代表在经历了多日的争论后才以最微弱多数同意每年为这一目标拨出区区240万美元款项——如若没有捐赠,根本不足以覆盖疫苗成本,更不用说为必须的物流支持提供资金了。许多捐赠者也持有悲观态度,认为他们的钱用在(比如)医疗基础设施方面作用更大。甚至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决定不出资支持该计划。

事实上,之所以指定亨德森来担任这个不讨好项目的主管,是因为WHO总干事决定要让美国人来牵头,以便让美国而不是WHO承担项目失败的责任。(亨德森试图谢绝这个职位,但这一回没有“如果你选择接受的话”这个桥段。)但亨德森成功地利用一项关键洞见用一手烂牌打出一个胜仗。

亨德森意识到,多年来一直敦促启动根除计划、并已经承诺每年捐助2,500万疫苗剂量的苏联不会情愿让美国人来当这个计划的领导。因此他接触了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德米特里·文尼迪克托夫(Dimitri Venediktov),与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使得在疫苗捐赠之外(美国同意每年提供5,000万疫苗剂量),双方得以进行战略和物流合作。两个最不可能合作的盟友最终合力承担起这场战斗的领导责任。

出了外交手段,亨德森也兼顾人才和领导力。他坚持要求他的手下至少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实地工作上,与地方官员进行合作并访问村庄,从而获得关于群体免疫挑战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威廉·福格(William Foege),他是一位路德派传教士医生,在尼日利亚担任CDC顾问。1966年12月的一天,福格听说另一个村子里发现一例天花病例,并马上前往接种患者家人和其他村民。

但福格担心更广泛的爆发可能已经开始,而他没有足够的疫苗为地区内所有人接种。因此他另辟蹊径,派人跑步前往方圆30英里内的村庄检查其他病例,然后只给发现有病例的四个地点的人接种。这创造了一个包围被传染人员的免疫“环”,从而切断了传染链。

福格的策略被推广到东尼日利亚,然后又引入西非的其他地区,最终应用到最具挑战性的环境:拥有五亿人口的印度。130,000名经过培训的卫生工作者殚精竭虑工作了20个月,终于根除了折磨了印度上千年的天花。接着,尽管经历了自然灾害、WHO人员被绑架事件以及内战,但卫生工作者仍然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复制了这一成功经验。最后,在1980年,世界正式摆脱了天花。

这个大胆的任务布置五十年后,它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正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但它所带来的如何引导各自为政的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经验是无比重要的,特别是在环境破坏等紧迫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时候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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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指出,根除天花证明“全球努力是可能的”。我们不是“必须生活在一个充满瘟疫、灾难性政府、冲突和失控的健康风险的世界”。相反“一群有决心的人的通力合作”能够“带来更好的未来”。

人类无法生活在空气和水受到污染、海洋空空如也、野生动物凋零、土地荒芜的世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的生态挑战是公共卫生和福利问题,和天花一样。我们的任务——不管我们想不想接受——就是召唤停止自我毁灭的集体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