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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保护主义

华盛顿—2016年和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前景再次被调低。目前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今年贸易量增长将是2008年全球衰退以来最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不是单纯的全球经济复苏萎靡的问题。毕竟,贸易增长往往要快于GDP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年份里,贸易平均增长率是产出的两倍。但贸易增长与GDP增长之比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下降,降幅将在今年达到顶点,GDP增长将在15年来第一次超过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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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逆转的部分原因在于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价值链扩张高位停滞、中国和其他增长前沿进入结构性转型过程的转折点等。服务占各国GDP比例的升高意味着贸易流继续承压,因为相比制造品而言,服务的贸易倾向较低。

但从长期看,并非所有这些力量都不利于贸易。与危机有关的、暂时性的、可扭转的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许多欧元区经济体自2008年以来面临经济困局,这制约了消费、雇用以及其他许多行为,而这些国家通常占全球贸易相当大的比重。发达经济体固定投资复苏不力也影响到贸易,因为投资品的跨国交换性质要强于消费品。

但是,也许最危险的是针对自由贸易的政治阻力,这反映在最近几轮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艰难以及保护主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兴起上。尽管这些爬行保护主义(creeping protectionism)并未对贸易造成重大数量影响,但在发达经济体反国际贸易情绪兴盛的情况下,其死灰复燃已成为一个严重隐忧。

今天贸易受挫是经济问题——包括中位收入停滞以及部分国家出现高失业——政治化时所发生的现象。将经济不满视为获胜机会让一些敏锐的政客将矛头指向含义模糊的“全球化”威胁势力,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他们声称,移民和贸易是公民经济不安全的根源。

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美国总统选战,这次选战对贸易的强调远甚于近期任何一次。在困难的政治环境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所提出的贸易政策都偏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自由化传统——这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现在反对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奥巴马总统政府与其他11个环太平洋国家商定的贸易协定,目前正在等待国会批准)。她也反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将导致难以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起诉。她还鼓吹对被归为汇率操纵国家的商品采取抵消性关税。

特朗普一直是保护主义阵营领袖之一,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和克林顿一样,他也反对TPP,支持对货币操纵国征收抵消性关税。但他特别蔑视墨西哥和中国,准备对两国征收惩罚性关税。此外,他承诺重新谈判乃至废除现有贸易协定,包括可能让美国退出世贸组织。

克林顿所提出的措施将导致美国失去一些得自贸易的收益,并给世界经济带来影响。但与特朗普的方案相比,其伤害不值一提。毕竟,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几乎肯定会导致贸易伙伴的报复,甚至可能引发贸易战,让全世界一损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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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在上个月强调,低技能、低收入工人所受到的消极冲击最为严重——而他们正是最坚定地相信减少贸易是一件好事的人。令人担忧的是,该报告还表明美国总统有很大的空间实施遏制贸易的措施,而不必受到国会或法院制衡。

显然,有必要打消助长反全球化情绪的担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客应该制定能真正帮助最脆弱公民的政策。但妖魔化贸易绝不是可行之道。相反,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表明,挑起保护主义贸易战是摧毁已然举步维艰的全球经济复苏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