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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虏国家的未来

华盛顿—关于俘虏(capture)的担忧由来已久。在许多国家,特殊利益对决策官员有着过度的影响力,监管者也常常通过所作所为应该受其监督的人的眼睛看世界。但工业化国家金融的崛起将这些问题带进了新的、更尖锐的环境。

1939年前,美国金融部门的工资和利润还不到GDP的1%;如今这一比例为7—8%。近几十年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为退休而储蓄,金融资产相对任何经济活动指标都大幅扩张。如今,美国个体银行相对经济的规模比20世纪90年代初大幅增加。(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具体数字有所不同,但金融的崛起是整体现象。)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所导致的深度衰退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部门已经变得过于强大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认知俘虏”(cognitive capture),决策者认定创新和去监管化必能改善金融中介和整体经济的功能。危机证明这一观点大错特错,并且给数百万人造成了极大的代价——如失业、生活干扰和日渐艰难。

2010年,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充满争议的阶段——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如今,大部分官员承认系统风险的存在是一种“污染”,意味着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不一定将结构和活动的成本完全内部化。而这些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即使在目前的改革措施下,也有可能足以造成第二次大萧条(甚至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