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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四个“C”

巴黎—如今,创新被广泛认为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前提。不管是具有深刻颠覆性的变化,还是只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增量改进,创新的结果都能刺激经济的长期生产率。不但发达经济体需要创新,新兴市场也需要,后者从简单照搬发达经济体最佳实践所获得回报已经越来越低。但是,尽管所有国家都需要创新,但尝试和检验方法并不是所有市场都适用的。

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了三种让企业——最终是经济——变得更强大的广义创新形式。企业可以对现有产品施以渐进的变革从而在现有市场细分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它们可以引入产品,如索尼标志性的Walkman和苹果的iPhone,从而创造新的市场细分;它们也可以开发颠覆性的产品——如电、汽车或互联网搜索引擎——让一整个部门或业务模式落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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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设计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更多的这类创新中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在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受哈佛商学院的波特(Michael Porter)的影响,以“集群研究”为主导,通常聚焦于改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内部地区的生产率。结果,在过去二十年中,决策者的注意力从试图理解所谓的亚洲小龙转向了复制硅谷、波士顿的128路线(Route 128)、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韩国的大田科学城和以色列的硅溪(Silicon Wadi)等成功集群。

但是,这些集群通常具有难以在别处复制的特征。在很多人看来,硅谷的成就是独特的文化遗产而非政府政策(尽管政府间接地支持了硅谷最成功的新兴企业)的产物。

幸运的是,还有第三条路。欧洲、亚洲、中东和其他既无国家支持、也没有独特创造性商业文化的地区的大量成功创新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性。比如,基于互联网的通信公司Skype成立于爱沙尼亚,Rovio公司的“愤怒的小鸟”游戏出自芬兰;TomTom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在荷兰开发出来;另一家导航系统Navigon和音乐下载服务SoundCloud都是德国制造;阿拉伯互联网提供商Maktoob和充满活力的动画教育公司Rubicon都坐落于约旦;Infosys和Wipro则是印度无数技术创业成功案例的两个代表。

在对这些和其他案例的研究中,INSEAD的创新和政策项目(Innovation and Policy Initiative)认为有四大因素——四个“C”支持着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成本(cost)、便利性(convenience)、品质(caliber)和创新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成功取决于企业在一国或多个市场中结合这四大因素的能力。

比如,岑斯特罗姆(Niklas Zennström)和弗里斯(Janus Friis)分别离开了他们的家乡瑞典和丹麦,来到成本低、人才多的爱沙尼亚创立了Skype。由是,两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富于创新性破坏思维的脑袋与爱沙尼亚的低成��、创业友好型环境结合在了一起。

SoundCloud的瑞典创始人里容(Alexander Ljung)和瓦尔佛斯(Eric Wahlforss)认为他们在相对便宜又位于欧洲地下音乐界中心的柏林创业更好。类似地,创立Maktoob(现为雅虎所有)的托坎(Samih Toukan)和考瑞(Hussam Khoury)得以将约旦在创新人才方面的比较优势与迪拜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的价廉物美和便利性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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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巨大好处具有决定性。芬兰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国内网络的品质压倒了Rovio的芬兰创始人对该国高成本和不方便的区位因素的顾虑,因此他们决定在祖国创业。

但是,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创业将在流动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发现它们可以通过将部分或全部资产或业务迁到乙地来规避甲地的约束。政府的挑战是改善流动性较差的创新因素——成本、品质和便利性——从而吸引、留住和激励自由流动的资本和最具创造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