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Syndicate

普京一族的价值观

发自伦敦——在本次世界杯期间预计将有包括许多欧美人士在内的近百万球迷到访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而这种亲密接触可能会掩盖了俄罗斯和西方早已日渐疏远的事实。事实上,双方现在的关系纯粹是功能性的,新的冷战大幕早已揭开。

企求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能“加入西方”的想法是否总是虚妄?有些人选择深挖俄罗斯历史去寻求支撑这一结论的证据,认为该国无法摆脱鞑靼人留下的文化桎梏以及缺乏“启蒙”。其他人则认为这种疏远只是偶然的。

例如,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国与俄罗斯:新的和解》中指出,尽管俄罗斯吞并的中国领土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但克里姆林宫的转向却是“自然的结果”。作为一个一败涂地的超级大国,俄罗斯试图为胜利者添加一点制衡。

这种状况其实并非不可避免。卢金在书中写到,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有两个选择:一,通过将俄罗斯吸收进北约并提出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来认真尝试将其纳入西方世界;二,把这个卢金口中的“敌对世界核心”切成碎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领导人选择了后者,扩大北约和欧盟,将俄罗斯自由派人士关于这些政策会强化俄罗斯专制主义的警告置诸脑后。

在这个说法中,俄罗斯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因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为了回应……北约向俄罗斯边界推进并将俄罗斯舰队赶出黑海的明显企图”。但是北约这一企图的明显程度还存在争议:当时北约内部没有任何主要大国要求让乌克兰加入,乌克兰领导人对此也没有要求。

卢金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主权国家经常会试图按照势力平衡的原则来调整互相之间的关系。西方努力巩固冷战胜利的努力跟俄罗斯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的做法都是意料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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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西方的普遍观点是各国现在都遵照(或应当遵照)国际法原则行事。这一辩论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历史学家E·H·卡尔(E.H.Carr)在其193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际法一直被那些“得利”的势力所拥护,但总是受到其他势力所挑战,因为后者总希望将国际体系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去修改。

今天,西方因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而加以制裁,而俄罗斯指责西方试图分割“它的”生存空间”。除非西方或俄罗斯可以放弃各自的野心,或者双方都能意识到实质性的共同利益,否则新的冷战将不会落幕。

《俄罗斯与西方极右翼》一书中,乌克兰学者安东·谢赫夫斯托夫(Anton Shekhovstov)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疏远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但同样指向偶然性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俄罗斯“专制窃国政体”对西方在维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新主权国家独立方面的软弱尝试的偏执反应。对此普京政权早已拟订了一套话术,将这些努力描绘成对整体俄罗斯空间和灵魂的威胁。

对于普京来说,转折点分别是2004年和2008年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但舍霍夫斯托夫无法解释的则是“专制窃国政体”究竟是如何站稳脚跟并依然受到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欢迎的。

部分原因必须是经济方面。1980年代末,俄罗斯改革派热切拥抱了经济自由主义。这不是1950~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而试图在俄罗斯实施这些理论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崩溃。

无可否认,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第一任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为首的改革者面对着极为糟糕的选项,因为这个解体后的国家几乎分崩离析了。尽管如此,他们对私有化,无拘束市场和货币主义的过度迷信导致他们过度仓促出售资产,肆意放松管制以及放任严重通货紧缩。而普京的窃国政体就是在这场经济灾难中诞生的。

在毫无保留地拥抱经济新自由主义之后,俄罗斯的政治自由派失去了接过继承共产主义继承权的任何机会。人们可以说自由派的时间不够。无论如何,他们对自由主义事业所造成的政治破坏太大,以至于无法通过后来的经济复苏加以修复。

舍霍夫斯托夫这本书对于普京政权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如何共同将由美国领导并受欧盟怂恿的全球秩序视作共同敌人的叙述特别有趣。在民粹主义者所设想的蜘蛛网中心安坐着一​​只名叫“金融资本主义”的生物。它不讨论任何边界和工作,而是与一个自由派精英结盟去推动同性婚姻和其他针对“健康”民众的所谓“肮脏行为”。自2011至2012年以来,普京这位纯粹奉行机会主义的技术官僚也将这套说辞纳入了自己的言论。

舍霍夫斯托夫认为,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意味着普京政权第一次在西方有了强大的对话者。意大利联盟政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联合政府内政部长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回忆起2014年与普京会晤的舒适氛围:“我们谈到了由懦弱的欧盟引入的针对俄罗斯的荒谬制裁,欧盟不去理本国公民的死活而是服务于经济寡头的利益”,以及“从保护民族自治到打击非法移民以及维护传统价值观等重要话题。”

然而俄罗斯和西方的价值观正在趋同,至少在西方某些国家。自2008~2009年经济崩溃以来,全球主义以及辅助它的经济规则和规范不仅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战,而且受到进入欧洲主流的民粹主义者的挑战。那些为他们投票的人都感到“被抛弃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所以我们看到保护主义与基督教保守主义之间的奇妙融合。

所有这些对于普京来说都是喜讯,因为它表明了西方不会再强硬地反对他政权的所作所为。也难怪克里姆林宫一直奋力拉拢和资助欧洲各地的民粹主义政党。

克里姆林宫与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战术联姻提升了建立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识形态联盟的梦想——不是基于西方而是基于“欧亚”价值。而这类地缘政治方略正从边缘转向主流的现实应该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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