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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独裁庇护所

纽约—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开拓性地访问古巴后,滚石乐队在哈瓦那举行的免费音乐会看起来相对而言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奥巴马在半个多世纪的深度敌对后重新开启了美国和古巴的关系。而年逾古稀的滚石乐队成员只不过是表演了几首吵吵闹闹的音乐。

但是,从象征意义上说,滚石音乐会绝不是小事。要理解滚石在数十万狂热的古巴“粉丝”面前表演的重要性,你必须先理解对于共产党独裁统治下的人民来说摇滚乐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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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世纪70年代,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沉闷、压抑、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平庸的党的御用文人决定着基调,创造力被强制的因循守旧所压制。摇滚乐被认为是有毒的资本主义堕落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叫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用英语演出的本地摇滚乐队因为“有组织地破坏和平”而被捕。滚石和其他西方团体的唱片是被禁止的。

但是唱片通过走私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被年轻的摇滚迷奉为圭臬,包括异见剧作家、日后成为国家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被禁止的声音——响亮、无政府、性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摆脱严格的监控常态(policed normality)的枯燥的方法。摇滚乐让人们想象自由是怎样的,虽然为时短暂。因此,当局将摇滚乐视为洪水猛兽。

西方民主国家的摇滚迷听滚石、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和弗兰克·扎帕的发明母亲(Frank Zappa’s Mothers of Invention)等乐队是为了找乐子。诚然,摇滚明星中是有一些政治大嘴巴,但这被广泛认为是轻浮的姿态。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不同,在那里,音乐表达的是一种严重的叛逆——甚至比姿态还要严重。事实上,为宇宙塑料人乐队辩护成为哈维尔的异见者的公益事业,最终带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运动。

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哈维尔在他的民主政府中给扎帕提供了一个职位,对此扎帕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震惊。但这说明了在必须担着被捕的风险偷偷听音乐的时代,他的音乐对哈维尔这样的人具有多大的意义。

摇滚乐对于铁幕之后的国家的作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2006年的剧目《摇滚》(Rock ‘n’ Roll)中。该剧中有一个叫做费迪南德的哈维尔式的人物(这个名字来自哈维尔本人剧作中的同名人物),他将摇滚乐赞颂为政治抵抗的最高形式。剧中的其他人物对这一概念嗤之以鼻,对音乐颠覆(musical subversion)等闲视之。和哈维尔一样,斯托帕德显然不这么看。该剧以滚石乐队1990年历史性的布拉格音乐会为结尾。

摇滚是激情音乐。摇摆(ecstasy)让人们放纵自己。这并非总是良性的。纳粹崛起时期的群众歇斯底里也是摇摆的一种。有时会演变为暴力的足球观众行为亦然。

我曾经目睹一群尊贵的新加坡人在一次福音派教会活动中放纵自己。在一位兴奋的日本牧师的带动下,这些身穿会西装的男人开始在地板上扭动身子,口吐白沫,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这不是一个有益的奇观。事实上,这令人害怕。但日本牧师声称人——特别是他所面临的教众,沉默寡言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有时需要从日常的服从中解脱。他说的没错。

音乐引起的摇摆可不是宗教狂热中的胡言乱语。但它们的体验是有关系的。因此,官方卫道士和社会秩序常常渴望禁止这些活动。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警告不要脱离传统形式的音乐。他在《理想国》中写道,音乐创新,特别是令人兴奋的新声音,对于城邦是危险的。他认为无法性(lawlessness)始于非正统音乐娱乐,并建议当局取缔这些东西。

上个月,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用西班牙语告诉他的古巴粉丝,“时代终于正在变化”。也许确实如此。奥巴马在其哈瓦那告别演说中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谈到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希望的未来”。他告诉腿脚僵硬(stiff-legged)古巴强人、比贾格尔大十岁、比奥巴马大近三十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他不应该害怕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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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漂亮话。但古巴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可能姗姗来迟。而中国的例子表明,个人享乐主义可以成功地与政治极权主义结合起来。(滚石乐队已经在上海演出过,尽管中国当局坚持要审查曲目。)

但这是一个开始。摇滚乐正式来到古巴。贾格尔对古巴自身的摇摆音乐传统给予了合适的尊重。古巴人已经知道如何跳舞。接下来,更大的步子是独裁者要到舞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