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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公民不服从

发自普林斯顿——随着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不断兴起,人们开始大量地谈论该如何“抵抗”,尤其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相当宽泛的术语,这个词可以涵盖从支持反对派候选人到二战期间冒死破坏纳粹占领的地下工作。如果想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民众,这种模糊性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权衡如何最好地实现具体目标时,它也可以模糊一个人的思绪。

碰巧的是,其实有一个较少被提及但更为精确的“抵抗”替代方案: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从理论上讲,公民不服从应该成为反对民粹主义者的有效武器。但是,在实践中它却面临着两大艰巨挑战。首先,人们普遍对公民不服从的实际含义存在误解。其次,媒体格局的变化使得向广泛且多样化的受众传达公民不服从信息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0年代初就给出了公民不服从的经典定义。简而言之,它意味着公开的违法行为,但是以一种有良知的非暴力方式,旨在说服其他公民某项法律应当因其不公正性而被修订或废除。在罗尔斯的表述中,那些犯下公民不服从行为的人应该准备好承担做出这一举动所引发的惩罚。

时至今日,即便是许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抗议活动都常常会被指责为“不文明”或是对一个本已两极分化的社会太具有“分裂性”。当公民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确认听证会上与政客们面对面冲突时,他们被讥之为“暴徒”。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会谴责黑人生命珍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过于激进。聚集在布达佩斯以抗议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日益专制统治的吵闹示威者也会被当成“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而遭到驱赶。在每一个案例中,公民不服从的“公民”都与文明混为一谈,正如将礼貌或常规性的尊重混淆那样。

罗尔斯坚持认为任何违法行为都应“在忠于法律的范围内”执行,也因此响应了马丁·路德·金的说法,后者认为那些以公民不服从名义违法的人“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法律的最崇高敬意”并通过不放弃未来与其他公民展开合作的方式来凸显出法律的根本不公正性。因此金相信“打破不公正法律的人们必须公开,心怀爱意,……并且愿意去接受惩罚。”

但上面那句话中的“爱意”不应被解读为公民不服从必须是非对抗性的。20世50~60年代那些被高度粉饰且充满感性的历史似乎表明民权运动仅仅通过诉诸美国的自由和平等政治原则就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该运动的一部分策略就是寻求与警方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捍卫者的对抗。这些冲突催生了众多记录白人暴行的影像,使得至少一部分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原本无条件捍卫的黑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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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J·斯蒂芬(Maria J. Stephan)最近在一项涵盖一个多世纪的抗议运动研究中表明,相对于暴力对抗,强硬但非暴力的对抗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的效果要好一倍。根据他们的数据,仅仅需要3.5%的人口持续参与就足以实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然而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也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新问题。罗尔斯,金和其他公民不服从的捍卫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信息——对正义原则的诉求——将在不被扭曲的状态下传达给大多数公民。但如今许多国家的公共领域已经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和党派化,以至于金所谓“全国性观点”的理念似乎已经变得荒谬了。

正如由三位哈佛大学学者最近完成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度孤立的“右翼媒体生态系统”所在地,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有“新闻”都立即被重新定义去迎合右倾民众的身份定义。在像奥尔班治下的匈牙利这样的半专制背景下,媒体完全都被那些亲政府的行动方所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对罗尔斯所谓“公共正义感”的诉求都将被排除在外,严重扭曲或完全掐灭。

对此公民不服从的潜在实践者不应让自己陷入那种礼貌与尊重的陷阱。当反对派政客最近通过堵塞前往演讲台的通道并当面谴责奥尔班来扰乱匈牙利国会的议事程序时,他们被指控试图发动政变。但他们只不过是关注国会已不再是通过正当法律的正常代表机构这一事实而已。

尽管如此,那些有抱负的不服从者也不得不考虑到公共领域日益分散化和污染化的性质。有时这意味着在街头,市场直接与其他民众互动,甚至挨家挨户拉票。在其他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在线直播公民不服从行为并希望将威权主义者的野蛮手段通过社交媒体散播给足够多的受众。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会意味着推动结构性变革,例如让美国各大广播电台重拾公平原则。

如果媒体格局不像当前那么扭曲,那么中公民不服从的效果显然会更好。但无论如何它仍然是现有最有效的民主“抵抗”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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