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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欧洲军备控制

柏林—欧洲安全,出乎许多人意料,再一次受到了威胁。因此,再一次,欧洲安全必须成为我们的政治日程重点。

即使在2014年乌克兰冲突爆发前,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对立阵营之间正在酝酿冲突。但是,这一新冲突并非由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决定,而是由社会和政治秩序纠纷——关于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纠纷——以及由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斗争决定。

Erdogan

Whither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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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违反了国际法,也让欧洲安全架构的基础受到了考验。此外,如乌克兰所表明的,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剧变。所谓的混合战争和非国家行动方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新技术——网络攻击力、武装无人机、机器人以及电子、激光和远距离武器——带来了新危险。新斗争情景——更小的作战单位、更大的战斗力、更快的部署——无法用当前现有的军备控制机制覆盖。新军备竞赛势在必行。

1967年重新定义北约战略的哈默尔报告(Harmel Report)出台以来,西方对俄关系遵循双轨方针:威慑和缓和。北约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举行的华沙峰会中更新了承诺。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以提供军事保障,与此同时还重申了欧洲安全合作的政治责任。

这一双重方针面临一个内在困境:威慑是实实在在的,人人都能看见;但要想起到作用,缓和也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人人都能看见。只要这一政策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误解,而能够遏制升级风险的方法少之又少。

为了遏制这一风险,我们应该推进一个切实的目标:重启欧洲军备控制。军备控制是曾经尝试过并经受过考验的遏制风险、透明度和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构建信心的方法。

历史证明,军备控制协议并非现有信任的产物——而是在失去信任之处重新构建信任的方法。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让全世界险些陷入核冲突。这场危机后不久——当美苏关系位于历史谷底时——两大超级大国均决定应该通过切实的小步骤跨越分歧。这一原则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利·布兰特(Willy Brandt)新东方政策的核心。

如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出现了新的深层裂痕,我担心这一裂痕无法在近期未来弥补,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我们决不能低估我们在这方面所遇到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无法避免新一轮升级或更多挫折的情况下面临多重危机的状况——包括东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等等。

不幸的是,现有军备控制和裁军机制举步维艰。俄罗斯已不再实施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1990年以来,该条约成功减少了数万辆坦克和重武器。类似地,2011年欧安组织维也纳文件中所包含的透明度和信心构建机制也日益无效,而俄罗斯反对将这些条约现代化所需要的步骤。

欧安组织的开放天空条约的应用也在受到限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让布达佩斯备忘录变成了一纸空文。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工作小心翼翼地累积起来的信任被挥霍一空。

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一再要求就欧洲常规军备控制进行新的辩论。从这个角度讲,信任俄罗斯正当其时!

重启常规军备控制应该基于一个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核心:欧洲的安全决不能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对峙过程。安全不是零和博弈。一方安全的增加决不能被另一方认为是自身安全的减少。因此,在我看来,重启军备控制必须覆盖五个方面。我们需要这样的协议:

·       定义地区上限、最小距离和透明度措施(特别是在巴尔干等军事敏感地区);

·       纳入新军事力量和战略(规模更小的行动单位,而不是传统的规模宏大的军队,并相应地将运输能力等资源也纳入考虑);

·       纳入新武器系统(比如无人机);

·       允许危机时期采取有效的、可快速部署的、灵活的、独立的确认(比如由欧安组织进行);

·       能共适用领土状态存在争议的领域。

在这些复杂问题上,我们需要启动结构化对话,所有对欧洲安全负有共同责任的行动方都要参加。今年由德国担任主席国的欧安组织是这一对话的重要场合之一。

在世界秩序沦丧、对俄关系吃紧的时候,这样的举措能否成功尚未可知。但不做尝试是不负责任的。

诚然,俄罗斯违反了西方不容谈判的和平基本原则——领土完整、自由选择盟友,以及承认国际法。但我们必须同样团结寻求避免对立与冲突的上升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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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罗斯一样,在西方,我们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危险。伊斯兰恐怖主义、野蛮的中东冲突、国家失败以及难民危机对全体欧洲制造着风险。双方的安全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我们在新的军备竞赛中耗尽全力,最后没人能成为赢家,所有人都是输家。

通过重启军备控制,我们可以向所有希望承担欧洲安全的行动方提供切实的合作。是时候尝试不可能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