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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中的养老金体系

发自伦敦——如果发达国家能遵照理性行事,并且愿意维护那些了解自身税收是如何花费的选民的利益,就一定将会把合资格领取社会养老金的退休年龄设定在70岁以上。然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依然低于这一数值,尽管已经出台了一些措施,但真正达标还需数十年。与此同时,西方福利国家将仍然陷于财政无力,经济病态和政治紧张的局面。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巨,堪与气候变化比肩,只是前者更关乎社会和经济而已: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宁愿留给下一代来解决。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困局,这种拖延症式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可这一旦涉及公共养老金,拖延所付出的代价就会极高——甚至比全球变暖的后果更为严重。

 1972 Hoover Dam

Trump and the End of the West?

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在1970年代,法国男性劳动者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为67岁,与当时的男性预期寿命大致相同。而如今法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已近83岁,但实际退休年龄却为60岁低一点(虽说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实际上公共养老金可以更早地被提取)。

难怪法国每年的公共养老金的支出相当于其GDP的近14%。提前退休对意大利来说成本更高,该国位居经合组织公共养老金支出排名榜首,年支出相当于其GDP的近16%。

总而言之,13个经合组织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波兰和希腊——每年将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0%或以上的资金用于发放公共养老金。这些国家主要从在职纳税人获得金钱用于支持退休人员。

当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89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法定养老金计划时,他将合资格年龄定为70岁;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就算活到了也领不了几年。现在这些平均退休年龄介乎61~62岁的意大利人预计可以享受几十年的养老金,有些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甚至和工龄一样长。

约有1/5的发达国家人口超过65岁(预期最终将达到三分之一),公共养老金支出将越来越多地挤占其他公共支出。此外除非经济增长出现奇迹般的复苏,降低公共债务水平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使得目前的养老金政策逐渐变得无以为继。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转移给养老金领取者的税收本可被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国防以及政治家声明支持的所有其他紧急事业。虽然养老金领取者也在花钱消费,不至于令这笔收入闲置;但它其实可以被善用以推动更强劲的经济增长。

各发达国家正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但工会和养老金群体也在竭力游说来抵抗任何增幅。事实上虽然德国人经常撺掇其他欧元区国家调高退休年龄,2014年时其执政联盟却屈服于工会的压力,把一些体力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又降低了一点。

除了游说之外,当前的体系还得到某种神奇理论支持:认为让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会加剧整体失业状况。恰恰相反,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合成谬误(lump of labor fallacy)”——认为社会中的工作职位数量是固定的,让老人退休领养老金就是为年轻人腾出位置。而在现实中,更多的人工作赚钱,消费和纳税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延迟退休不仅没有占用工作岗位;反而创建了更多。

在8月29~31日,笔者主持了于瑞士圣加仑举办的世界人口和老龄化论坛,与会者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我们对于未来人口趋势有着日益丰富的数据和成熟的认识,但我们一致行动来应对这些趋势的时间却短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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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是问题的一部分,但企业行为是普遍性养老金改革的更大障碍。 首先,企业薪酬和晋升架构都偏向于提前退休,因为它们需要削减成本时往往会首先裁减年长员工。 即使是那些面向“银发市场”(老年消费者)的企业也不怎么会制定更适宜于年长员工的措施。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掩盖了发达国家当前面临的长期现实。任何因为退休金政策规定而要为公民数十年的退休生活支付数十亿退休金的国家都可能走向破产,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停滞不前。而政府,企业和个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是重新思考我们工作生涯的长度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