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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增长的必要性

美国剑桥—现代宏观经济学通常将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视为最重要的政策。这一现象反复出现于政治辩论、央行会议室和报纸头版标题中。但把增长作为永远的首要社会目标(这正是经济学教科书所暗含的假定)真的合理吗?

诚然,许多对标准经济数字的批评指出,应该采取更广的衡量标准定义国民福利,比如出生寿命与其和读写能力等。提出这一观点的有《美国人权发展报告》中,以及最近的由法国出资、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特西(Jean-Paul Fitoussi)等经济学家为首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标准委员会”。

但除了统计口径过于偏隘之外,还有另一大问题:现代增长理论无视了人从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人类评估自身福利的基础是他所能看到的周边情形,而不仅仅是绝对标准。

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有一个著名的观察:对“幸福”的调查令人吃惊地表明,二战以来人们的幸福几乎没有增长,尽管趋势收入增长相当大。不消说,伊斯特林的结果对贫穷国家来说并不成立,在这些国家,收入的快速增长通常会使社会享受到较大的生活改善,而生活的改善被认为与任何总体福利(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