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重建对专家的信任

发自伦敦——“为什么没人注意到这个状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08年11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向伦敦经济学院众教授提出了这个著名的问题。十年过去了,在人们经历了过去12个月中种种特殊和不可预见事件——从英国脱欧公投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专家”们又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广泛意义上的专家(而不仅仅是民意调查研究者和经济学家)一直是近期许多批评的目标。在一些人眼中,2010年爆发的欧元区危机就是一场对广大公众造成了惨痛后果的精英产物。在不当销售金融产品,全球货币操纵和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简称Libor,一些银行向其他银行发放短期贷款所收取的基准利率)舞弊等丑闻纷纷曝光之后,一场关于从业人员操守的危机也令专家这个群体蒙羞。

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公众的疑虑:这个制度就是为专为那些永远无须承担责任的权贵设计的。人们对精英阶层可信性所持的怀疑态度也在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中越发浓厚。

在这样的丑化认知中,公众对专家的信任走到了十字路口。随着新闻内容越来越狭隘地迎合个人兴趣和偏好,加之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信任和追随某个人,传统的专业知识分享的渠道正在被打乱。当你有Facebook,Google,Mumsnet和Twitter时,谁还要啥专家?

事实上我们都是如此。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专业知识被用来对抗疾病,减少贫困和改善人类福利。如果我们要在这一发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话,我们就需要公众可以充分信任的可靠专家。

首先,重建信心需要那些自诩为“专家”的人去包容不确定性。与其假装胸有成竹且冒着频繁出错的风险,评论员应更坦率地谈论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将重建可信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其发布的经济预测中使用“扇形图”来展现诸如通货膨胀,增长和失业等问题可能诱发的诸多结果。

然而传递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信息的复杂性,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英国央行预测将实现2%增长”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但该扇形图的真正含义——“如果将与当前相同的经济情况应用在100个时点下时,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最佳集体判断是对GDP增长的合理预期将在其中50个时点中高于2 %,在其他50个时点中低于2%”——明显超过了Twitter上140个字符的发布限制。

随着技术改变了我们消费信息的方式,合理的原则和可信赖的做法必须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是否应该谴责那些报告或转发虚假信息或谣言的记者和博主?也许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原则和做法——例如同行评审,研究经费的竞争程序,利益冲突和融资来源的透明度以及发布基础数据的要求——应当更广泛地适用于智库,网站和媒体的世界。

与此同时,消费者需要更有效的工具来分析自身接受的信息和意见的质量。知识的数字化使人们能够获得塑造自身观点的信息。他们可以在前往就医时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疾病和各种治疗方案。但信息的民主化可能使人难以辨别事实和谎言;算法为同一类观点的人创建了反复强化自身观点的回声室;而极端的声音和观点可以追逐点击量和在线收入的驱使下成为热门。

学校和大学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教育学生成为更好的信息消费者。斯坦福历史教育集团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在对全美数千名学生进行测试后,他们对年轻人评估网上信息的能力表示“失望”。一些评估公众人物言论真实性的查验网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这与学术界的同行评议有一些相似之处。

听取对方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社交媒体通过过滤相反的观点来加剧人类的群体倾向。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接触与自身对立的观点,并抵制算法引导以抵消差异。也许技术“专家”们可以编写一些可以捅破这类泡沫的算法。

最后,需要更加谨慎地拿捏技术官僚与民主之间的界限。当某些非选举个人左右了某些具有巨大社会后果的决定时,公众的怨愤必定为时不远。 当专家试图干涉政治或政治家试图影响专家时常常会出现问题。因此对各人角色的清晰界定——以及边界被破坏时的问责制——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多的专业知识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问题不是如何抛开专家自我管理,而是如何确保专业知识是值得信赖的。获得这个权利至关重要:如果不希望未来被那些无知和思维狭隘的人所塑造的话,我们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饱含知识和知情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