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books are stacked 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税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另一种视角

发自斯坦福——11月下旬,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的公开信,对日前进入投票阶段的共和党税收方案的积极增长效应进行了评估。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贾森·弗尔曼(Jason Furman)曾就我们的结论提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对此做出了回应。公开信的其中一个联署者,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教授随后在Project Syndicate平台上发表了对税收计划增长效应的更深入阐述,而萨默斯和弗尔曼也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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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和弗曼最初建议我们应该把税收计划的增长效应留给职业政府收入审计员去评估,后来也认为:“巴罗的见解可能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好的税收法案”。而与其重新审视我们已经回应的技术问题,我还想补充一些可能有助于提供更广泛视角的额外想法。

首先,关于是否通过这项税收法案的问题,萨默斯和弗尔曼就跟被他们批评的我们一样在政策制定方面有足够的经验,都知道最终产物通常会偏离经济学家的理想模型。毋庸讳言,奥巴马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政策——也是两位当年出色执行的那些——都符合这一论断,其他前任政府的政策也是如此。

我同意现在的税收法案原则上可以做得更好。例如我希望将设备费用预提固定下来,扩大个人所得税基数,或以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去充分整合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但这样的法案是过不了国会的。那么问题就是一个可行的最终法案会否比现行这个更好,而不是能否做得尽善尽美。

其次,巴罗和我显然在该法案上得出了一个与萨默斯和弗尔曼不同的结论,这是基于我们自身对公司税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判断。我当然尊重两位的意见,但我不打算把我的专业判断权交给别人,不管他不是政府的人。

第三,关于税收计划究竟会对投资决策(尤其是设备投资)产生多大多快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存在合理的观点差异的。萨默斯自己的研究成果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也是当前税收法案的反对者),利用来自不同国家和时间段(有些不足5年)的数据,以我所知最强有力的案例证明了设备投资对GDP增长存在极大影响。此外,他们预测的效果远远大于大多数研究中使用的传统模型,包括那些政府收入审计员所依赖的模型。

 “分析表明设备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因果关系,”萨默斯和德隆在论文中写道。他们的结论是,“GDP中的设备投资占比每上升3或4个百分点,就与劳动者人均GDP增​每年1%的增​长相关。”因此如此要实现眼下正在讨论的0.3%GDP增长,设备投资相对GDP的比例每年就得增加1%,虽然规模相当庞大,但还是在历史经验的范围之内。

萨默斯和德隆还计算出设备投资的社会回报远大于私人回报,并因此得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似乎存在以证明经济政策不会惩罚——而实际上是回报——那些设备投资者”。而且“减少新设备投资税收负担的​​措施可能在最大化政府收入损失的每一美元所引来的设备投资方面尤为有效”。最后,他们指出,“那些具有反设备偏好的政策包含一些补贴较易杠杆化资产的税务规定......(而且)设备通常比建筑物的投资更难用作债务抵押品。

两人将设备投资的巨大增长效应归因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效应,并引用了包括我已故的斯坦福大学同事纳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等人提出的历史事例。另一位已故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也是萨默斯的叔叔)的一篇经典论文中也研究得出了潜在的超量有利经济效应。如果增加投资能带来新技术或者借助推动进一步技术进步的学习中来实现改进,那么增长的效果将会不成比例地放大。

我对“干中学”概念有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水力压裂法石油开采为例,得益于新科学技术的实验,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实现了边际成本减半。我自己与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对G7集团国家增长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的实现率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上升。

第四,虽然萨默斯和德隆的学术研究表明,设备投资应该得到补贴,也应对建筑加重课税,但是萨默斯和弗尔曼希望将支出扩大到更有可能被用以债务融资的建筑,同时减少公司税率下调幅度。萨默斯当然有权违背那些源自其早期研究成果的建议。我也可以根据经济变化和后续研究来修正我的立场——自从萨默斯和德隆发表其研究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全球投资竞争(包括美国竞争对手制定的较低企业税率)似乎加强了降低美国法定税率——现为39%,包括州税,经合组织中最高,比平均水平高出50%——的论据。计入了返还和抵扣之后的实际有效税率也很高,只是没那么反常。

在对近期学术研究的分析中,牛津大学的迈克尔·德弗洛(Michael Devereux)发现,虽然边际有效税率会影响商业投资水平,但平均有效税率对国际投资走向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支出和更高的税率——意味着低边际和高平均税率——并不是增加美国国内投资的最佳方式。

如果排除一切个人因素,我认为如果不提供我们的分析和建议,目前的改革可能会进一步偏离理想状态。当我和其他人向里根总统和国会领导人建议1981和1986年的重大税制改革时就是如此。除了经济学家的教科书式政策建议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最终产物。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符合民众和企业实际使用需要的税收规定的相关要点还没有制定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会由未来几个月中出台的技术解释和规定来确定。在1986年改革时,我甚至在议案通过几个星期后仍然会接到委员会人员的电话,询问我如何理解这条或那条规定。这回肯定也是一样。

http://prosyn.org/A01Ad4O/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