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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西蒙·维伊

巴黎—我有一张上个月逝世的法国(和后来的欧洲)政治家西蒙·维伊的老照片。这是一张1979年犹太新年到赎罪日之间、犹太殉难者纪念之前在巴黎拍摄的黑白照片——这段时间即著名的“敬畏的日子”(Days of Awe)。一位秃顶的年轻男子站在诵经台前,纪念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西蒙·维伊站在前排,这位美丽的女人沉浸在思考中,但依然专注。她感到怀疑、坚定、不轻信、又有点担忧。年轻男子讲完后,她用优雅的责备口吻对他说,“过于抒情”。

几年前,在1974年,她站在法国议会门前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改变了法国妇女的生活,也成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期的标志,一如废除死刑成为德斯坦的继任者密特朗任期的标志。接着,为了捍卫堕胎合法化,她就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审判》(The Trial)中的角色罗米·施耐德(Romy Schneider),坚定而局促不安。她说,这是一场迅雷,与它共存的是无穷无尽的忧郁。也许她在讲完后并没有落泪,但我好不怀疑,她是带着基督教神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所谓的“终极孤独”度过那一刻的。

矛盾的是,她一直受到整个欧洲的尊敬、赞美和崇拜,尽管她是这个她永远无法完全接受的时代的偷渡者——对她的同龄人来说,她是一个谜,永远显得有些内向,但眼神无比清澈,表现出一个完人的模样。她明白她的天职,明白她的命运,明白她的渴望的力量(她从来不曾犹豫)——她渴望与她在支持1980年针对科佩尼克(Rue Copernic)犹太教堂爆炸案受害者的游行示威时所描述的“犹太瓦解”决裂。

你刚刚拿到高中会考准考证,就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经历九死一生,亲眼目睹死亡,这时候,你会成为谁?除了在你亲身你经历灾难和奇迹的时候保持距离,你还能怎么做?

大屠杀变成“不可言说”,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大屠杀辛存者回到家后纷纷保持沉默。而这让维伊感到无比愤怒。不!她坚持。要发声,这就是他们真正要求的全部!

但人们不想听。一开始,人们有记忆,然后这一记忆逐渐被抹去,被遗忘取代。维伊反对这一老生常谈,她相信,对在集中营中幸存的这一代人,首先到来的就是遗忘。记忆需要被构建,牢牢保持,抵御平庸化和否定。

作为内阁部长的她曾经试图讨论这个话题,由此引起的不快真实而突出。她在一次招待会上被问到,她的手臂上的纹身是不是犯人编号时,她能够怎么想?

我们曾经冲突过。这是1993年,我替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递信给密特朗。伊泽特贝戈维奇将萨拉热窝比作华沙。不久,我安排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巴黎和法国总统会晤。会面之前,维伊、伊泽特贝戈维奇、多位波斯尼亚有人还有我在巴黎利普啤酒馆(Brasserie Lipp)二楼吃饭。她直言不讳:“比较可能起到误导作用;不管波斯尼亚的情况多么可怕,把它与不可比较的犹太人的苦难相比,都不会让任何人感到舒服。”伊泽特贝戈维奇听着点点头,奇怪的是,他好像同意她的说法。

她既傲慢又优雅,即暴躁又能让步。

必须承认,没人论述大屠杀的奇异性(singularity)比她更加准确。她说,这是一场犯罪,了无痕迹(没有书面命令,没有官方指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没有)、没有坟墓(她的父亲、兄弟和母亲都灰飞烟灭,除了她的记忆以及日后她的自传,便再无任何留世的痕迹)、没有遗址(当她多年后故地重游时,奥斯维辛早已平静下来,经过了消毒和清理)、没有逃生口(萨拉热窝人、卢旺达人和柬埔寨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逃亡,但大屠杀的特征是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陷阱),最重要的,也没有理由(在面临选择用火车将军队送往前线还是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时,纳粹��择的永远是后者)。

当然,欧洲也有问题。战后,欧洲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哲学家兼音乐学家弗拉基米尔·杨戈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德国本体有罪论(ontological culpability)、希特勒的语言(language)遗臭万年,发誓再也不要与其文化或人民有任何关系。另一种西蒙·维伊:没有集体犯罪,德语既是纳粹的语言,也是反纳粹的语言,并相信欧洲是可能的,共同哀悼亡魂的法国和德国可以成为欧洲的支柱。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一个世纪前曾说,世界可能还原为一系列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笛卡尔的怀疑论。柏格森(Bergson)的笑论(laughter)。但丁的地狱论。今天:西蒙的欧洲论。我试图将其他人的名字和欧罗巴公主(Princess Europa)相提并论,但总是只有她一个人出现在脑海中。

我最后一次与西蒙交谈是在十年前,当时我有幸向她颁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高普斯奖(Scopus Award)。她由她的丈夫安托内(Antoine)和两个儿子让(Jean)和皮埃尔-弗朗索瓦(Pierre-François)作陪。她疲惫但坚定。焦虑但并不怀旧。在以歌颂和平、科学和法律为主题的获奖演讲中,她诠释了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说“只有一个词可以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