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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时代的宗教多元主义

本笃十六世当选教皇和全球反恐战争使人们开始空前关注宗教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具体的宗教传统能否与自由民主的制度与价值观兼容(尤其是伊斯兰教这种情况)。但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人们信仰、奉行的是什么上,却造成了对另一个问题的忽视,即人们是怎样来信仰和奉行宗教戒律的?比起前者来,这一问题的潜在重要性要大得多的。

很多人—特别是神学家—担心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世俗化时代,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的时代远非世俗化的时代,而是个宗教热情大爆发的时代。论虔诚,现代社会不比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逊色,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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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外是地理上的:在欧洲中西部地区,宗教严重衰落,这已经成了欧洲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成分。另一个例外是社会学上的,包括国际知识界的一部分,这部分人数虽然相对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对他们来说,世俗化已经不仅仅是

事实,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至少,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是如此。

例外就是这些。现代性多少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 多元主义 ,而非世俗化。所谓多元主义,就是指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或同一社会中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和平共处。

现代性暗中破坏了宗教团体传统的同质性,因为团体内部和外部的人不断互相接触。既有有形的接触(通过城市化和旅行),也有“事实上”的接触(通过大众文学和大众传播)。多元主义在全球化的推动、推广和强化之下,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与个人意识之中。

从制度层面看,多元主义意味着国教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部分特殊的群体会消极地服从它的权威。如果宗教信仰自由是有保证的—这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典型情况—那么,宗教机构就不能再依赖国家来填满自己教堂的长椅。

相反,现在是必须要说服人们去接受这种权威,这就带来了类似于宗教市场之类的东西。即使某种宗教传统还能宣称某一群体的绝大多数人是自己名义上的信徒,但个人还是可以选择脱离代表这一传统的机构(如在欧洲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

从个人意识层面上来说,这就意味着现在获得宗教确定性的难度加大了。宗教决定可以是一种激情的信奉(如祁克果所说的“信仰的飞跃”),也可以是一种感情不太强烈的消费选择(美国短语“宗教偏好”有力地表明了这点),后者更为普遍。

不管是哪种情况,个人都需要依靠自己,对本土的宗教传统进行反思,并达成妥协。即使某个人决定要坚持对传统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在将来某一时间,他也可能放弃这一决定,至少原则上是如此。

其结果是,多元主义的压力迫使教会变成了教派。 教派 具有教会与生俱来的特点,但个人可以自愿信仰,教派认可其他教派的存在权。

从宗教与现代自由民主兼容的立场来看,可能最能清楚地区分各种宗教的,不是对某些特定的信仰和修习的坚持,而是是否接受多元主义。基督教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新教在适应多元主义方面,相对而言更有优势。罗马天主教在长期强烈抵制后,也成功地适应了多元主义的竞争,在关于宗教自由的宣告(始于第二次梵蒂冈大会)里认可了多元主义在神学领域的合法地位。对市场经济的接受要缓慢一些,但同样也始于约翰﹒保罗二世颁布《百年通谕》后。

但东正教不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关于神学和俗世之间关系的辩论如火如荼,但东正教的 交响乐似和谐 的理念---指社会、国家和教会的和谐统一---对接受自由民主构成了特别挑战。东正教其他关于社区一致性(俄语称之为聚议性)的类似观点使其很难接受资本主义,因为竞争及个人创业精神被认为是残忍和贪婪的表现,从道德上看,令人反感。

在东正教世界的不同地区,对全球多元主义挑战的反应形式也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可能会努力重建如传统的 交响乐似和谐 类似的东西,如俄罗斯;有的地方可能会欣然接受“欧洲世俗主义”,如希腊,塞浦路斯和其他进入了欧盟轨道的国家(早些时候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来是亚美尼亚和乔治亚);有的地方是逐渐向自愿协会转变,如美国。

东正教面临的挑战强调了三种选择。当代所有的教派都面临着这三大选择:抵制多元主义,避开多元主义,或者支持多元主义 。每种选择都有困难和风险,但只有对多元主义的支持才是与自由民主相一致的。支持意味着将传统带入文化的公开话语中,意味着传统的代表者们提出不辩解的真理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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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不可避免地会被人指责为“力图改变他人宗教信仰”。“力图改变他人宗教信仰”这个词现在已经带有了贬义。但其实“力图改变他人宗教信仰”只意味着某人尽力想说服别人相信自己信奉的真理。对自己充满自信的教派通常会那么做。直言不讳地说,东正教应该尽力去“窃取”天主教信徒的心,而不是担心罗马天主教会“窃走”东正教信徒的心。

除此之外,在这样一个宗教必须要 说服 民众来信奉自己的年代,即使各教派能克制自己,不去力图改变教区外民众的宗教信仰,但在教区内,还必须要这么做,还必须要指出传统的真理所在、价值所在,美丽所在。否则,就会失去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