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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改革,还是分裂

发自纽约——如果说欧元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不尽人意,那简直是在夸他们了。事实上欧元区国家的表现比欧元区外的欧盟国家更差,甚至比位处危机中心的美国更加糟糕。

那些表现最差的欧元区国家都深陷萧条或严重衰退之中;他们的状况——试想希腊——在许多方面都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体更糟。而那些表现最佳的欧元区成员国——如德国——虽然看似光鲜,但也只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而已;因为这些国家的增长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以邻为壑的政策,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昔日“合作伙伴”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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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已经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解释来解释这种状况。德国喜欢责怪受害者,指责希腊挥霍无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债务和赤字。但这属于本末倒置:西班牙和爱尔兰在欧元危机前都拥有盈余和较低的负债相对GDP比率。因此是危机导致了赤字和债务的产生,而不是反过来。

赤字迷恋无疑是欧洲问题的一部分。芬兰也一直在自身面临的多重冲击前疲于奔命,而该国2015年的GDP相对于2008年的高峰期则下跌了5.5%。

其他“责怪受害者”的指责都认为福利国家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保护是欧元区萎靡不振的原因。然而一些欧洲表现最佳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却拥有最完善的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保护体制。

许多当前表现低迷的国家在引入欧元之前都做得很好——甚至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他们的衰退并非源于在劳动法上的突然变故,或者人一下子变懒了​​。真正改变了的东西是货币的安排。

第二种类型的解释寄望于欧洲能有更好地领袖,更了解经济并推行更合理的政策。那些有缺陷的政策——不仅是紧缩政策,而且还错误导向的所谓结构性改革,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加剧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总需求和潜在增长——无疑令情况变得更糟。

但欧元区是一个政治安排,因此德国人说话的调门肯定是最高的。任何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与德国政策制定者打过交道的人都应该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由于手中可用的工具有限,即便最睿智的经济领导人都无法实现欧元区的繁荣。

第三类分析欧元区糟糕表现的说法是右翼对欧盟的大肆抨击,集中火力指责欧盟官员偏好制定一���令人窒息且压制创新的规定。但这种批评也跑偏了。欧盟的官员跟劳动法和福利国家制度一样,并不是突然在1999年创立固定汇率制度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就立马换了个人。更重要的其实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任何否认西方在“令人窒息”的空气和水质方面都好得多的人都应该到北京看看。

这就剩下了第四个解释:欧元的问题要比个别国家的政策和架构更大。欧元自诞生以来就是存在缺陷的。即使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政策制定者也无法令其顺利运行。欧元区的架构会产生一种与金本位类似的刚性。而单一货币剥夺其成员国最重要的调整机制——汇率——同时欧元区又限制了其货币和财政政策。

如果要应对遭受冲击程度和生产率两方面的差异问题,就必须对真实(排除通胀因素)汇率进行调整,意味着欧元区周边国家的价格将不得不相对于德国和欧洲北部进行下调。但由于德国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坚定——它的价格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调整只能通过其他地区的痛苦通缩来实现。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惨痛的失业状况和工会力量的削弱;那些欧元区最贫穷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工人阶层)首当其冲地承担了调整的重压。因此这一计划在弥合欧元区国家之间差距方面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的分化都进一步扩大了。

该系统无法也不会长期运行下去:民主政治早就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只有改变欧元区的规则和体制才能让欧元顺利运行。为此需要实施以下七种变革:

·放弃要求赤字必须控制在相对GDP3%以内的收缩差距条件;

·用一个互助稳定基金支持下的增长战略去代替紧缩;

·废除国家必须用不受自身控制的货币来借贷这种容易催生危机的制度,转而依赖欧洲债券或类似的机制;

·更合理地分配调整负担,让拥有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提高工资和增加财政支出,从而确保他们的价格上涨比与经常账户赤字国更快;

·修改欧洲央行(ECB)只关注通胀的委任目标,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那样同时兼顾就业,经济增长和稳定;

·建立共同存款保险以阻止资金逃离表现不佳的国家——以及构建其他与“银行联盟”相关的架构;

·鼓励而不是禁止旨在确保欧元区的落后国能赶上其他先进国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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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变化都算不上大;但当前的欧元区领导人可能缺乏政治意愿去推行。这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目前这种半吊子体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个旨在促进繁荣和欧洲进一步整合的系统一直都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么友好分手就比当前的僵局更好。

当然,每一场分裂都是成本极大的;但得过且过的成本则更高。正如今年夏天在英国发生的一切那样,如果欧洲领导人不能或不会作出艰难的决定,那么欧洲选民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并带来领导人不会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