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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美国的不平等和贫困

坎布里奇—再过六个月,美国就要迎来新总统和国会,因此,是时候反思一下政府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了。当前选举季反映出人们普遍担心不平等性问题。减少贫困,而不是惩罚奋斗得来的成功,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途。

目前,美国政府每年要花6,000亿多美元用于扶贫计划。这相当于美国总GDP的4%左右。这些支出中的一半用于卫生项目,包括医疗补助和根据2010年平价医疗法(所谓的奥巴马医保)的医疗保险补助。另一半用于各种复杂的项目,包括食品券、住房补贴、低收入税收优惠以及现金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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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个GDP的4%,联邦政府从个人所得税中所获得的总收入不到GDP的9%,这意味着近一半用在了这些基于收入调查结果的计划上。这些计划的支出也超过了防务支出(占GDP的3.3%)和占GDP的3.3%的所有其他非防务自由裁量计划支出总额。

但是,尽管开支巨大,官方估算的贫困人口比例仍在15%,与50年前基本持平。但是,专家们一致认为,政府的贫困指标不能正确反映所取得的进步,因为官方统计数字只关注现金收入,而忽略了几乎全部政府转移支付。

许多贫困人口,或若非如此就要沦为贫困的人口,也得到面向退休者和幸存者的社会安全福利以及面向65岁以上失能人口的医疗补助的支持。这些计划的福利发放标准不取决于收入或财富,因此这些计划的支出没有包括在面向贫困人口的支出中。

现有扶贫方针需要改革。各种发放标准不一的叠床架屋的计划让贫困人口难以驾驭,形成了坏的工作激励,也给纳税人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十大基于收入调查的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项是食品补贴计划,现在称为SNAP(补充营养补助计划)。4,600万人,大约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七分之一,按月领取福利,总额高达每年750亿美元。尽管该计划使用广泛,但政府估算大约只有70%的合格补贴对象能得到这项福利。

SNAP福利的资格限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130%的家庭,即三口之家每个月1,700美元左右。如果有两个成年人参加工作,就有可能不再具备领取这项福利的资格,因此该计划阻碍了就业,降低了所得收入。

SNAP被描述为一项营养计划,但其平均发放规模每月130美元远远低于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开支。因此,该计划其实等价于现金转移支付。照此,它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实施的、以严格限制提供现金补助的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1996年,克林顿宣布他将“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他与国会一起推出了需要家庭临时补助(TANF)计划,该计划要求受益家庭参加工作,并且一生中总受益月份不得超过60个月。这些条件所带来的结果是这项170亿美元的计划规模缩水,并且合格家庭参与率不足50%。

扶贫计划如何改变以增加参与率并避免给工作激励造成不利影响?一个令人意外地获得支持的坏主意是所谓的全民所得福利(Universal Income Benefit):向所有(65岁以下)家庭发足够的钱让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即使他们没有其他所得。每个家庭获得的数额取决于成年人和儿童的数量,而不是家庭所得或财富。

这一无条件转移支付能解决让所有美国人脱贫的问题。但它将无比昂贵。即使它取代除医疗计划之外的所有基于收入调查的扶贫计划,其净成本也将超过每年1.5万亿美元或GDP的9%。要想支付如此巨大的数额而不增加赤字,必须将个人所得税提高一倍。因此,全民所得福利绝不是好的开端。

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芝加哥大学保守派经济学家)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耶鲁大学自由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所有65岁以下家庭,如果没有其他所得,都将获得让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钱;但转移支付的数额将随着家庭所得的增加而下降。在到达了一定的阈值后,家庭将支付和今天一样的所得税;而在这一水平之下,所得“税”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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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额的减少速度既要遏制负面激励,也要保护家庭生活水平。穷人医疗计划将继续保留。

解决贫困这一难题没有完美的方案,但某些方案比其他方案更好——常常要好得多。负所得税也许是实现简化、包容并不给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