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ezuelan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attends a rally after submitting his p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CARLOS BECERRA/AFP/Getty Images

民主因何而(重)生

发自剑桥——很多事情在事后看来都清晰明了,而真正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提前了解事件和趋势,而这在民主的消亡这一点上则尤为重要。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列维斯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们出色的新书《民主制度如何死亡》中运用国际经验来审视这个问题。在最近的案例中,如匈牙利,波兰,土耳其以及委内瑞拉,或旧一点的案例,如意大利,德国,阿根廷或秘鲁,民主的死亡原因并不是一个民选政府被推翻,但是民选领导人的行为。

这些人的作恶方式也惊人地相似。经选举产生的民粹主义煽动家会腐蚀法院和其他机构的独立性,肆意限制新闻自由,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好让自己更容易赢得选举,抹黑和监禁政治对手,从而消灭和削弱对他的权力制衡。

列维斯基和齐布拉特所列举的许多教训都来自于委内瑞拉:它的民主制度早已是一具尸体。问题在于如何复兴它——这一挑战因该国持续的恶性通胀和人道主义灾难变得复杂。委内瑞拉应否推迟重建民主,先着手驱逐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和恢复经济,还是在解决经济问题之前先重新建立民主?

这个问题揭示了最近由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所讨论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矛盾。毕竟,古典自由主义是基于对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生命,水和财产的平等保护,而民主的前提则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可能会因此碾压少数人——包括资本家,企业家,高技能者——的权利。而这恰恰是马杜罗——以及他的前任雨果·查韦斯——的所作所为。

从历史上看,民主在欧洲的诞生是在自由主义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ueller)在他的《竞争民主》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选举在十九世纪末的扩张将这两大原则合并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化合物。一方面,存在法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谓的“不自由民主”:民选政府不尊重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又存在哈佛大学的雅什卡·蒙克(Yascha Mounk)在他的新书中定义的“不民主自由主义”:政权会保护个人权利和法律平等,但是将公共政策制定委托给像央行和欧盟委员会这类非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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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的福利取决于资本家,企业家,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组织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意愿。但如果他们的财产权和公民权利得不到保护,这些精英就可能不愿做贡献。共产主义可以理解为企图通过国家组织生产来消除对这些精英的依赖。但排除这些精英则会导致金融资本和专有技术的短缺。因此,自由民主核心的基本交易是承认那些核心少数群体所珍视以及催生更广泛利益所必需的权利。

而委内瑞拉的状况可以被理解一个两步走的步骤,首先破坏自由,即剥夺生产精英的权力。这是伴随着财产权的近乎消灭而实现的,这导致了那些有能力组织生产的人大规模逃亡。并非巧合的是,这一过程恰逢石油繁荣和巨额外部借贷。

充沛的美元收入使统治集团相信国家可以通过国有化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去取代生产精英。这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廉价进口商品的洪流掩盖了国家主导生产的超低效率。在海市蜃楼尚能支撑之时该体制可以容忍存在适度竞争的选举:但它已经成为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

但是当2014年石油价格暴跌时,假象破灭,经济也随之崩溃。到2015年12月,选民投票选出了一个反对派占2/3席位的国民议会,向马杜罗和他的亲信表明即使是高度不自由的民主体制也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执政。至此委内瑞拉陷入了彻底的独裁统治。

那么民主怎么能够复兴呢?鉴于人道主义危机,委内瑞拉需要经济迅速复苏,但除非财产权得到可靠的重建,否则可能性不大。但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下这又如何实现?在2008~2013年共处协议期间及以后,在津巴布韦经济复苏后,又如何阻止未来的选举多数人再次抢夺那些经济复苏者的资产?该系统如何在创造相对长期财产权的同时又不至于巩固那些走私贩毒暴富者对自身在查韦斯和马杜罗统治下积累起来的财富的诉求?

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警告说,民主制度要求政治对手之间避免实施过度不合作的行为。这种基于相互认同和忍耐的体系通过所谓的《蓬托菲霍协定》于1958年在委内瑞拉正式固定下来,并在遭到查韦斯谴责和摧毁之前使该国的民主体制稳定运行了40年。这些协议也无法将认同延伸到那些反对民主的组织身上。

西班牙民主制度在1930年代因为法西斯主义者,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无法实现相互认同而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的民主需要一个摒弃导致灾难的世界观的去纳粹化过程。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在他的《驱除希特勒》一书中讨论的那样,全社会对纳粹思想的抵制并未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需要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才能实现。毕竟1952年时还有25%的西德人对希特勒持认同态度,另有37%认为自己的国家没有犹太人会更好。

同样,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如果允许现任政权回归并再度搜刮财富,那么重建自由民主就是不可能的。委内瑞拉的复苏取决于其将当前灾难转化为一套新社会规范的能力,以“我们再也不能......”的形式来呈现。

新的禁忌从经济不景气中崛起在拉美地区并不是第一次。在秘鲁,尽管党派结构薄弱,但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首个总统任期期间的恶性通胀教训为国家带来了随后25年的宏观经济稳定。

在委内瑞拉,这种社会学习比德国要困难得多。与希特勒不同,查韦斯在经济假象破灭之前就去世了,这使得人们更倾向于谴责马杜罗而不是与查韦斯主义——当前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划清界限。

最后,如果委内瑞拉必须与能够依靠腐败洗钱精英资助的大型极权主义政党共存,那么就不会有稳定的民主。而这种共存将无法催生一个强有力或长期的经济复苏,因为它会限制个人权利的可靠性。为了确保自由民主,委内瑞拉不仅必须驱逐政权及其追随者,还必须摒弃那种将他们推上权力宝座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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