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dimir Putin Mikhail Svetlov/Getty Images

西方民主祸起萧墙

马德里—1924年英国大选前四天,《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了一封据说来自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的信,要求英国共产党动员工党中的“同情力量”支持英苏条约鼓励武装部队中的“煽动宣传”。这封信后来被证伪——其实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白党或英国自己的秘密机构所炮制——但此时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已经在大选中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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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俄罗斯虚假宣传——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民主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似乎与这封臭名昭著的季诺维也夫的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影响真的可以相提并论吗?没有俄罗斯的阴谋诡计,西方民主国家今天看上去真的会有所不同吗?

法国驻美国大使杰拉尔·阿罗德(Gérard Araud)指出,俄罗斯对选举的干预和操纵如果不加以遏制,有可能给西方民主国家造成“生存威胁”。换句话说,一个独裁统治、严重依赖石油、经济规模比巴西还小的贫穷国家,据说有能力掀翻世界主要民主国家。

去年法国本国总统选举似乎并不支持阿罗德的解读。俄罗斯针对中间派的马克龙的网络动作——旨在支持极右翼候选人勒庞(Marine Le Pen)——可谓无所不包,如子虚乌有地宣称马克龙是同性恋、散播他有离岸银行账户的假档案等。但如今马克龙成为了法国总统,而勒庞正忙于重建她的政党。

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无法成为危险的搅局者。也不是说社交媒体通过帮助有偏见乃至赤裸裸的假新闻的传播扭曲用户是非观的风险不存在(尽管许多专家认为互联网在制造“懒人”方面远比实际政治动员更有效)。

但西方自有秩序陷入危机的原因不在俄罗斯。西方民主国家必须为归根结底生于萧墙之内的危机负责——这场危机因为领导人没能有效解决全球化的挑战而不断恶化。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最令人担忧的特征不是散播反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情绪的俄罗斯“幽灵”和机器人,而是6,100万美国公民盲目相信美国历史上教育程度最低、最虚伪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公然撒谎。当然,克林顿——在顽固的民主党建制派的“帮助”下——的选战活动表现绵软无力、毫无远见卓识,完全忽视了感到被全球化抛弃的数百万人不断发酵的愤怒,也是她输掉竞选的原因。

此外,制造令西方资本主义痛苦不堪的伦理危机的并不是俄罗斯总动普京,而是美国银行家,他们利用去监管化和金融联动性,将全球经济引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向2008年金融崩溃。接着,美国政客拒绝实施足够的新银行监管,更没有惩罚造成了危机并在此过程中大赚特赚的罪魁。在欧洲,类似的应对全球化的伦理和政治失灵助长了对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广泛支持。

曾经被禁锢在政坛边缘民粹主义政党能够在意大利的最新选举中赢得近一半选票不是因为俄罗斯散播假消息。他们赢得胜利是因为人民对腐败的政治建制派日益愤怒,他们在金融动荡和年轻人高失业等重大经济问题上都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地区不平等也尽露无疑:繁荣的北方支持反移民的联盟党(League),而更加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主要支持者集中在较贫穷的南方。

普京也许能从这些选举结果中获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需要对此负责。是国家政客——从英国退欧派到特朗普——支持了分裂政策、拒绝承认合作和伦理带决策中的重要性、大肆抨击传统精英和国家制度、赞美包括普京本人在内的独裁者。意大利联盟党的竞选口号——“意大利优先”更是赤裸裸地在向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路线致敬。

媒体则起到了强化这些叙事的作用。诚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假新闻”背后有俄罗斯人的身影。但在(比如)英国,但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乔纳森·哈姆斯沃斯(Jonathan Harmsworth,更有名的名字是罗瑟里尔勋爵)所有的花边小报在英国退欧投票前起到了更大的散播反欧盟情绪的作用。

历史也起着作用。东欧“反自由民主”的疑欧派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极权主义传统,这些因素阻挠了这些社会吸收欧盟的后现代世俗宽容文化和普世价值观。波兰激烈反俄情绪和极端宗教民族主义并存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西方陷入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近几十年来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强化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政治建制派越来越脱离群众,一如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当时,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极权统治的兴起。这一动态链在欧洲尤为明显,许多决定都是由高高在上、无法问责又不具备充分的民主合法性的官僚做出的。

俄罗斯不是西方民主的生存威胁。苏联曾经是更加可怕的挑战,最终不堪自身经济失败的重负而解体。俄罗斯的内部问题——不仅仅包括经济停滞,也包括人口下降——不亚于苏联。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高枕无忧。要保护民主,西方领导人必须直面自身的短处。这意味着改革机构,改善民主问责,降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并致力于确保全球化惠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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