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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DDT

帕洛阿尔托—作为微软的创始人之一的比尔·盖茨令人着迷。同样令人捉摸不透的还有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个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那封19页的年度述职信。但对于盖茨这个可以聘用专家研究任何课题的聪明人,其基金会的某些战略却令人费解。

看看他的基金会应对疟疾的方法:在低技术层面上专注于使用蚊帐,一种有一定效果的干预方式;在高技术层面上,则顷力研发疫苗,费时数十载却无斩获。这种方法排除了一种古老、廉价又安全的控制病媒疟蚊的举措:化学农药滴滴涕(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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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一种折磨,对于生活在贫穷的赤道国家的居民而言更是如此。全世界有41%的人口生活在疟疾的疫区,每年有3.5-5亿人罹患此病。

疟疾令个人、家庭和政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他们的代价包括药物、往返医院和接受治疗的费用、误工和缺课以及相关预防措施的支出。对于政府而言则包括维护医疗设施、采购药品和装备、喷洒杀虫剂或分发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等公共卫生干预和来自于税收和旅游业的收入减少等。

这种成本对于疟疾区的国家而言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并阻碍了它们的发展。据预测疟疾发病率高的国家其年经济增长率比其他国家要低1.3个百分点。

一种名为青蒿素的药物药性安全并显现出强力而快速的抗疟效果。过去几年以来,该药已经和其他抗疟疾药物联用,为多重耐药性疟疾提供有效治疗。但耐药性还是在增强并会持续,因此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消灭传播疟疾的蚊子就是防止此病流行的关键。

不幸的是,公共政策的缺陷限制了我们的选择。

1972年,以对鱼类和候鸟(而非对人类)的毒性研究为依据,美国环境保护署全面禁止使用DDT,一种曾被广泛使用来杀灭致病虫害的廉价而有效的杀虫剂。此后在《2001斯德哥尔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的框架下,DDT在全球农业中被禁用。该公约使这种农药污名化,造成了全球禁用的实际效果。

毒性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剂量造就毒药。虽然DDT是一种(较为)有毒的物质,但大量使用于环境中(就如同禁用前农民的使用方式)和小心谨慎地用来杀灭传播疾病的蚊虫(现今被极少量地喷洒于室内防止蚊虫孳生),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禁用DDT的监管者们还没有考虑到替代方案的缺失。因为喷洒后的持久性,DDT的效果比许多现在使用的杀虫剂要好得多。而许多这样的杀虫剂对鱼类和其他水生物是有毒性的。没有了DDT,许多控蚊机构花费巨资,反复喷洒药效短、效果差的杀虫剂。

另外,即便蚊子对DDT的杀灭作用产生了耐药性,也仍然会被药力驱赶。偶尔在窗框和门框上喷洒一些就非常有效。比尔盖茨的专家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基金会的年度信件如是提及DDT:“在1950和1960年代,全世界都希望(疟疾)能够通过用DDT杀灭蚊子的方式被消灭,但这种策略由于蚊子逐渐产生耐药性而失败。”

自从DDT被禁用,疟疾和登革热等昆虫传染病的发病就呈上升趋势。实际上,蚊虫传播疾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让一些公共卫生官员重新考虑DDT的使用。2006年,在付出了5000万宗本可预防的疟疾死亡的代价之后,联合国所属世界卫生组织逆转禁令,批准将DDT用于杀灭和驱赶疟蚊。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部门负责人Arata Kochi说:“我们必须基于科学和数据来确定立场。我们对抗疟疾的最佳武器之一就是室内滞留喷洒。在世卫组织批准的可用于家庭喷洒的十数种杀虫剂中,DDT是最有效的。”

但是基于科学和数据的政策在联合国的半衰期很短。200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刻意低调地转向推广一些效果较差的防疟措施,并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2014年将DDT在全世界的使用量减低30%并最晚于2020年全面淘汰DDT。”在有效疫苗或新的抗疟疾药物(以及分派资金和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这一决策就等同于大屠杀,一场激进的环境政策之于公共卫生的胜利。

如何才能抽干公共政策的沼泽?

首先,各国政府应该重新评估自1970年代以来关于DDT的海量数据,并立刻批准DDT用于室内防蚊。

其次,各国政府应该反对针对DDT的国际限制并截留所有来自反对使用“最佳现有技术”(包括DDT)来防控蚊子传播疾病的联合国机构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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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公共卫生官员们应该发起一场宣传攻势来教育地方政府和公民正确认识DDT。人们现在只能听到环境运动人士反杀虫剂的条件反射式的鼓噪,那是愚昧的Rachel Carson及其门徒的不幸遗产。

哦还有,如果全世界最伟大的慈善家能施展影响力为DDT正名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