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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康还是私人自由?

普林斯顿—上个月出现了两起相反的判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关于香烟必须在印有健康警告图片的包装中销售的诉请,而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比美国激进得多的法律。根据澳大利亚的这项法律,烟草包装盒上不仅必须印上健康警告和吸烟引起的身体伤害的图片,而且包装本身必须非常简单,品牌名称需用小号通用字体印刷,不得带有商标图案,也不许用毫无生气的橄榄棕以外的颜色。

美国的裁决基础是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法庭接受政府可以要求标上真实、正确的健康警告,但(微弱)多数意见认为不能到要求印上图像的程度。在澳大利亚,问题在于该法是否隐含着无条件征用——在这个案例中,是烟草公司对自身商标的知识产权。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没有。

 1972 Hoover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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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但是,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来决定公共健康和言论自由之间恰当的平衡?在美国,这由法院决定——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如何解读有着225年历史的法律条文来决定——这会让政府可能减少香烟致死人数(最新数据表明每年有443000人)的方案受挫?也得执行。在澳大利亚,言论自由并没有宪法明文予以保护,法庭有更大的可能尊重民主选出的政府决定恰当平衡的权利。

一个广泛的共识是政府应该禁止销售某些危险品。大量食品添加剂要么被禁止,要么被严格限定用量,使用了可能因入口而产生伤害的涂料的儿童玩具也是如此。纽约市禁止餐馆使用反式脂肪,目前又在限制含糖饮料的允许份量。许多国家禁止销售危险工具,如不带护具的电锯。

尽管禁止各种不同危险品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烟草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哪个商品(不管是合法商品还是非法商品)能和香烟一样夺走如此多的生命——死于香烟的人数比交通事故、疟疾和艾滋病加起来还要多。香烟还是高致瘾性商品。此外,只要公共卫生成本是由普罗大众承担的——包括美国在内,它的穷人和老人医保计划便是如此——治疗香烟引起的疾病的成本就是由普罗大众掏腰包的。

是否一刀切禁烟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样做毫无疑问会为有组织犯罪带来新的收入源。不过,从理论上说,以下观���相当奇怪:国家可以禁售某种商品,但不能规定它只能放在印有它所引起的人类健康伤害的图像的包装盒中销售。

目前,烟草业将就澳大利亚的立法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烟草业担心更大的市场(如印度和中国)会仿效澳大利亚的这项法律。毕竟,那些地方才最需要此类立法的。

事实上,只有15%的澳大利亚人和20%的美国人吸烟,但在《柳叶刀》杂志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中,该调查所覆盖的14个中低收入国家的男性吸烟比例平均为41%,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养成吸烟的习惯。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世纪有1亿人因吸烟而丧命,而在21世纪,在最坏的情况下,吸烟将带走10亿人的生命。

通常认为,关于国家在促进人口健康方面可以走得多远的讨论发轫于约翰·穆勒的原则——国家强制权力应以防止他人受到伤害为界。穆勒可能会接受必须在香烟包装盒上印健康警告的要求,如果肺病图像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穆勒可能也会同意加上它,但他不会支持禁售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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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勒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假设个人才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判和卫士,从现在的角度看这有些天真。现代广告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穆勒的时代和现时代的一个重要差别。企业已经学会了通过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有地位、有吸引力、被社会接受向我们兜售不健康的商品。结果,我们常常不知所以地就对某个产品着了迷。而烟草商早已学会控制香烟成分,让它具有最大的致瘾性。

展示吸烟可能造成的伤害的图像能够抵消这类潜意识消费的诱惑力,从而促进更为自主的决策过程,让人们更坚定地戒烟。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限制了自由而拒绝这样的法律,相反,我们应该捍卫它,将它视为让个人和企业巨头平等竞争的方法,让我们的理性和思考不再受到掣肘。要求香烟必须简单包装、且包装盒上必须印有健康警告和图像是我们体内的理性生命的机会公平立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