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践行民主

柏林—当COVID-19在整整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出现时，自由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2001年以来第一次，世界专制国家数量超过了民主国家。右翼民粹主义不断得势。

此外，普世和不容侵犯的人权的范式也受到了来自中国、俄罗斯，乃至总统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的压力。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以及对法治、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许多国家势头丝毫不减。一些民主选择的领导人（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准备从内部瓦解自由民主，一些人将这一趋势称为第三波极权主义浪潮。

但反民主浪潮面临着反制。2019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人和国家通过示威表达异见。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伊拉克、黎巴嫩和苏丹政府被迫下台。智利和法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取消了有争议的立法。

接着，疫情爆发，世界陷入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和前所未有的经济萎缩。称为2019年鲜明特色的示威运动陷入了暂停。

但是，尽管疫情给世界造成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性影响，对许多人来说，疫情只不过是又一场危机；怨气得不到解决，异见很快就会复燃。一开始，不聚集人群进行示威的创造性方式层出不穷。从在线标签运动到在公共场所放鞋代表被困家中的群众，人们用各种办法表达异见而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接着，新旧示威运动再次开始走上街头。5月，乔治·佛洛依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被杀案引发了为其数周的大规模反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示威，不仅横扫全美，也发生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在香港，人们继续为民主而东征。智利在为期几个月的群众示威后举行了全民公投，通过了新宪法。放眼全球，从白俄罗斯到泰国和印度，和平示威在2020年继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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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的政府以同样的“决心”镇压异见，利用疫情作为抹煞民主成就，镇压批评者和反对者，削弱人权范式，钳制公民社会的借口。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统计，69个国家暂停了选举，COVID-19公民自由追踪（COVID-19 Civic Freedom Tracker）记录到130个国家限制集会权利，50个国家采取措施影响言论自由。

当然，人权组织和官方机构承认，一些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是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合理反应。但联系跟踪技术获紧急权力立法应有日落条款，自动限制其有效时间和范围。限制集会权利（不论是示威还是崇拜）的社交距离措施必须是必要、临时和合适的，也不可区别对待。政府必须承认这些权利的交叉，采取透明的、初衷良好的措施形成合理的平衡。

但在很多例子中，阻止错误信息传播的措施——匈牙利是一个显例——也阻止了人们合理批评政府的卫生危机应对的能力（因为他们被疫情相关紧急立法羁押）。有28个国家网站被屏蔽，或者用户和平台被迫删除被认为是批评和不支持态度的内容。在至少13个国家，互联网和/或手机服从2020年1月开始被关闭，导致人们大多无法获得疫情期间可能是救命的服务和信息。

在政府运用社交距离法、宵禁和追踪技术来骚扰、拘捕和制裁活动家和批评者的国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和平示威。这正是全球示威运动潮流在不断兴盛的原因，也是这些运动——它们更倾向于年情、女性和交互——能够在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和互相动员团结的原因。

民主不止于选举和机构。它是一个连续的权力再谈判和分配的过程。它也是实现更平等的后疫情世界的最佳的可能方式。如今，它承受了严重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实际存在的自由民主并未兑现捍卫他们被赋予的权利的承诺。但全球示威证明参与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认识：对于民主的短处的最佳应对是“做”更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