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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去保护主义者的画皮

纽约——

去年,纽约曾经有一场名为“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计划将适得其反”的大争论,参与者甚众。我所在的三人自由贸易支持者小组与三位保护主义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论战。我们原本预期最终支持率将是45%对55%,我们输掉辩论。然而,结果却是我们的支持率达到了以史无前例的80%,从而大获全胜。从观众的反馈来看,我们胜在“摆事实讲道理”,而我们的对手纯属“空有主张,泼妇骂街”。

显然,悲观和绝望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压倒自由贸易了。保护主义者说来说去就只有那么些论调,完全可以驳倒,其主要观点不外乎以下几条。

论调一:“保护主义措施的成本,即贸易带来的好处,可以忽略不计。”

也就是说,只要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可行,就不必因其它经济带来伤害而黯然神伤。美国有许多民主党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论调。

讽刺的是,这一论调本是过时方法论的产物,脱胎于我在坎布里奇的伟大导师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的研究,1990年以后,不知为何又成了我在MIT的得意门生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喜欢的题目。但是,尽管这一论调在华盛顿很管用,却很少有著名学者买它的账,这要归功于两个人所做的强力反驳:当今成就最高的贸易政策实证研究者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1992年),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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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调二:“自由贸易能促进经济繁荣,但对工人阶级有不利影响。”

这一论调在工会中颇具市场,他们相信与困穷国家进行贸易会在富裕国家制造一批贫民。因此他们主张抬高竞争的门槛——即,贫穷国家竞争对手的成本必须提高到使劳动标准与富裕国家相当的程度。这种“公平贸易”的奥威尔式用法之下隐藏着贸易保护的阴险嘴脸,意在削弱进口品的竞争力。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富裕国家工资刚性的主要原因是不断深化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变迁,而不是与贫穷国家展开贸易。此外,工人也可以因进口品价格较低而获益,比如廉价衣物和电子产品。

论调三:“自由贸易要求其他国家也开放市场。”

每次美国政府改换门庭,这一论调就会大肆其道。但其所依之事实纯属子虚乌有,其所由之逻辑也无法令人信服。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对美国市场构成冲击之时,美国汽车制造商咬定日本是封闭的,而美国是开放的。但事实是,美国对于日本进口车有每年220万辆的限额,而日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只不过美国无法打入其内就是了。这一幕现在正在中国身上重演。

即使其他国家是封闭的,开放国家依然能够通过自身的自由贸易获益。这本是早已为人所知的古老智慧,但怀疑者对此总是喋喋不休,声称如果日本封闭而美国开放,那么日本公司将拥有两个市场,而美国公司只拥有一个。于是,前者的单位成本将比后者低。但是,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日本公司在保护主义之下仍然能够继续保持和美国公司一样的高效率。

论调四:“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抛弃了自由贸易主张,而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后半句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前半句话只是保护主义者的主张,萨缪尔森从来没有这个意思。甚至希拉里·克林顿在其竞选总统口号中也在此处犯了错误。

萨缪尔森的意思是任何外生变化都可能对贸易经济不利,但他从未论证抛弃自由贸易是应对不幸状况的正确反应。打个比方,假设佛罗里达遭到了飓风袭击,此时切断它与其他州的自由贸易无疑将使灾情雪上加霜。

论调五:“工作岗位的离岸外包会摧毁富裕国家。”

这一骇人听闻的论调出自约翰·克里(John Kerry)2004年失败的总统竞选口号,彼时麻省总医院将其X光片做成数码版发送到印度去进行解读。但美国的放射科医师并没有因此失业,收入也没有缩水。事实上,服务可贸易性的增加从未导致富裕国家经济出现什么问题。

通常,在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因成本过高而消失的某种服务岗位会在某个成本较低的地方重新出现,否则的话就不再有人提供这项服务了。因此,著名的离岸外包担忧者,如著名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等人,开始纷纷转变态度,仅仅认为服务可贸易性的增加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旨在消除贸易不利影响的调整援助计划(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s),使其将服务业也包括进去。

自由贸易者可以大声回应:这些都不是问题!

https://prosyn.org/MY6k0lr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