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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的新敌人

纽约—11月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前,在巴黎公共广场举行示威是合法的。现在是非法的。在乌干达,从前即使公民发起反对腐败或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常常面临怀有敌意的公众,也不会因为示威而面临监禁。但根据模糊得令人恐惧的新法规下,现在他们会面临监禁。在埃及,政府当局最近突袭并关闭了一些艺术家和活动家以往常常聚会的重要的文化机构——一间画廊、一所剧院和一家出版社。

放眼世界,看起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和表明异议所需要的空间正在关闭。即便互联网和通讯技术在技术上让公开喊话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但无处不在的国家和商业监控确保了言论、结社和游行仍然受到约束。简言之,发声从未需要如此多的勇气。

Erd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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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一转变可谓就发生在眼前。11月,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乔治·索罗斯的慈善机构,由我负责管理)成为5月生效的一部俄罗斯法律的第二家黑名单上榜组织。该法律允许俄罗斯检察长禁止外国组织并中止它们对本地活动家的财务支持。只要和我们有合作的人都有可能受到起诉和监禁,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切断我们与数十位俄罗斯公民的关系。此前我们支持他们努力保护俄罗斯支离破碎的民主。

当然,监管公共空间以及使用公共空间的组织没有什么错误。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政府低估了活跃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没有充分监管宣传组织及其运营空间。但在过去二十年中,随着活跃公民成功颠覆了几十个国家,政府开始矫枉过正,对这些组织和空间实施了过度监管。在此过程中,它们将最基本的民主实践形式列为犯罪行为。

在一些例子中,政府甚至懒得为它们的所作所为树立法律先例。去年春天,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第二次连任,丝毫不顾宪法规定的只能担任两个任期的限制。走上街头示威的公民遭到了暴力镇压。

就连一些世界上民主传统最强大的国家也纷纷沦陷。巴黎袭击发生后,法国和比利时(恐怖袭击预谋和组织的地方)无限期中止公民自由,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至少是法律意义上的)警察国家。两国都禁止示威游行,关闭了宗教场所,数百人因为观点特立独行而被逮捕或审问。

这一方针正在造成沉重代价。成千上万人原本计划在上个月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期间举行示威,结果只能扔鞋表示不满。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说明了恐惧是如何扼杀保持开放社会和政治自由所需要的承诺的,即便是现代文明诞生之地欧洲也不能免俗。

在恐怖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监管公共空间或捍卫和平政治异见没有简单的套路可循。但两个基本原则是明确的。

首先,世界需要更强的人员和资金流动国际监管,并减少对言论、结社和异见的限制。最近,各国政府正在倒行逆施。但2016年在从贸易到移民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大量纠正机会。

其次,致力于改善公共政策的非营利组织需要与营利企业寻求提供商品和服务一样的确保国际资金的权利。外国直接投资应该得到鼓励而不是遏制,不管它是为了支持商品生产和就业创造还是更强的公共政策和更活跃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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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局面的责任并不只限于政府。我们珍视开放公共空间的所有人应该肩并肩支持捍卫它的政策框架和制度。现在,各项运动、各个目标、各个国家应该团结起来。

当心系天下的公民仅仅因为行动活跃就会被送入监狱时,当对监控的担忧导致群体消极时,单一问题政治就不是制胜策略。捍卫公共空间的最佳方式是占领它,哪怕你所支持的目标不同于你的左右。2016年,我们必须共同占据——从而保护——这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