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有必要为生产力发展趋势忧心吗?

发自米兰——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使命不仅是如何深思熟虑地解决难题,还得去创设问题本身。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可能就是通往我们需要的答案的关键。

以关于生产力的辩论为例。那些试图解释生产率显著结构性增长放缓现象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提出以下问题:那些增量流失到哪里去了?而他们对此的回应则涵盖对指标测量方式,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潜在性的投资机会缺乏,稀释生产率的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导致的技能错配等问题。

但或许应该去考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想要实现多少生产力增长,并愿意为此付出何种代价?

生产力的增长显然不是件坏事。它是GDP增长(特别是对那些劳动力增长放缓的国家来说)和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强劲的GDP增长和收入增加可以帮助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

在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联系特别明显,经济扩张和收入增长是脱贫以及改善卫生和教育状况的前提条件。但发达国家的总体增长与个人福利之间的联系就没那么明显,特别是那些现在正在挣扎于低增长,高失业,产能缺口,高债务,汇率扭曲和结构​​僵化问题中的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必须是提高生产力。社会——包括政��和个人——需要关心从医疗保健,社会治安再到公平和自由等一系列事务。既然生产力增长(以及相应的GDP和收入的增长)能推动这些社会目标,因此就成为人人喜闻乐见的事情。

然而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群体中也因而出现了一种倾向:过分强调这种与市场相关的绩效衡量标准,而忽视了这一绩效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事关人类的福祉。而那些试图使用一个更全面框架来评估经济绩效的努力虽然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愿望,却大多遭遇了失败。

为了确定想要多少生产力增长,我们需要选取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以决定如何才能最高效地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源。这样的观点应该认识一些与市场相关的测量方法,特别是实际(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收入增长等指标可能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它必须透过其成员利用资源的方式来应对和体现一个社会的优先事项。

例如,与医疗卫生相关的科技发现和进步自二战以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延长了寿命,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而不仅仅是提高生产率和GDP。这就是为何各国政府(比如美国)大量投资于医学研究的原因: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年度预算就达320亿美元,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并雇用了一大批国内科学人才。同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属下的科学研究机构每年总共收到约120亿美元拨款,用于推动工程,能源效率和绿色能源方面的各种研究目标,还有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

公共投资在与安全支出方面的经济回报更加难以计算,因为用于提升这方面所需的总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有效性可能都是不可知的。但安全状况无疑对人们的福祉以及因此进行资源配置具备极大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意愿实际上可能与提高生产力的目标相冲突。比如说社交媒体经常被嘲笑为生产力的微弱甚至负面贡献者,但生产力不是社交媒体的重点。人们所关注的是它所赋予的连接,互动,通信和消遣功能。

事实上,对于许多(特别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变得越来越富有,而是要让生活越来越丰富,并愿意花费时间,收入和创造力来实现后者。随着社会生活极大丰富,生活中的不同方面所蕴含的相对价值可能会发生转移。

社会的资源配置虽然难保精确,但却会一直追随这一转换。这在人力资源方面尤其如此,无论我们的社会选择机制存在何种缺陷,公共部门的资源也往往会在更长的时期内对同样的偏好和价值观做出回应。

这种演变并不是高收入国家所特有的。中国已经达到——或迈过了——对生产力和GDP增长的单一关注与普通公民的幸福感相一致的阶段。因此中国的资源正在越来越多的重新部署到更加平衡的投资组合之中,其中当然还包括增长,但也增加了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安全和创新等只是与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诉求部分重叠的领域。

所有这些都表明,生产力增长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并非来源于资源配置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或是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外源性技术创新周期所带来的后果,而是反映出优先点向人民其他方面福祉的自然转移。

这种转变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没有生产力的增长,处于分配金字塔下层的人的收入可能会停滞不前,令不平等状况加剧,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那样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有鉴于此,无论普通公民的偏好如何转换,各国政府都应该投入资源来减少不平等现象,。

如果社会能将资源完全重新部署到提高生产力和收入增长上,必定能实现两者的大幅增长。但是,无论这种被植入私人和公共投资选择中的不加掩饰的偏好是否能令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都变得“更好”是值得存疑的。更可能的是,这根本不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