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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从未预料到的事情

劳德代尔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在每个新年到来之际反思伴随自己一生的广阔的发展趋势。对我来说,我常常关注意外(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即我在年轻的时候以为不可能或不可想象的东西。

我出生在二次大战期间,生长在加拿大,对于广大世界的至少部分角度有着一般性的认识,包括冷战。黑白电视机让我们能够坐在客厅目睹核武器的破坏力。我和其他很多孩子们看过电视连续剧《华特·迪士尼的迪士尼乐园》(Walt Disney’s Disneyland)上的“我们的朋友原子”(Our Friend the Atom),尽管如此,我们在晚上仍会睡不着,听着飞机滑向而过,希望它们没有携带能让我们灰飞烟灭的玩意儿。

核武器被保存在发射井中,原因是“互相确保毁灭”(MAD)所带来的震慑效应,以及古巴导弹危机千钧一发之际卓有成效的领导力。最终,冷战结束了,今天不到30岁的一辈子都生活在没有冷战的世界里。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美国经济和军事主宰乃是平常持久之事,一如冷战之于婴儿潮一代。但如今,我们正处在另一场导致焦虑的实力关系变迁的边缘。

在战后早期,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是随着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而新成立的独立国家——才刚刚开始漫长而复杂的征程,这一征程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改变世界和数十亿人的生活。这一征程至今仍未结束,但很少有人预料到这些国家能够实现如此繁荣。当时所用的术语——“后进”、“第三世界”等——暴露了人们认为欠发达将是一个准持久的情况。

因此,我将发展中世界的崛起视为我的一生中最重大的意料外事件之一。发展中国家缓慢但持续地向发达世界趋同,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秩序。七十年前,发达世界占据了世界收入的大部分,而人口只占15%。如今,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更富裕、更健康、机会更多的生活。未来历史学家将会把这段时间铭记为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包容性行动。但不久前,几乎没人预见到它的来临。

这一未预料到的大趋势产生了一些未预料到的情况。首先,今天的全球经济规模要比预言底层85%不会或少有发展的人所预期的大了4-5倍。因此,此前经济实力可以忽略不计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全球治理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实力平衡的变迁将是波澜壮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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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巨大的增长也是可持续性成为一个生存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承诺降低环境足迹,但眼下我们正在输掉气候变化之战。全球而言,我们应该每年减少大约7.5%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排放在不断增加,目前水平要比扭转气候危机所需要的水平高出大约2.5 倍。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重要临界点,超过这个点,气候动态和生存条件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加速变化。

和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纪。奇思妙想成为家常便饭。但对于我们这些伴随纸质图书和图书馆成长起来的人,以及千百万无法享受到这一条件的人来说,一想到我们现在可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接触到近乎全部的人类知识、服务、市场和其他宝藏,着实令人兴奋不已。压缩距离和时间的能力是(得到恰当部署的)数字技术能够大大改善包容性和所有社会的运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我年轻时也不会预料到,走在城市街头的你会和低头凝视小屏幕的人撞个满怀,在饭馆里一起吃饭的情侣们会相对无言各自玩手机。你会产生怀疑,与远程人物和信息产生联系的能力,要以与和周边事物减少联系为代价取得。

最后,我这辈子第二大的意外也许算不上意外,如果考虑年轻一代社会科学家在近几年中所取得的发现的话。尽管如此,我这代人中有很多人没有预见到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性在众多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不断加剧。在二战后的30-40年里,趋势正好相反: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统计的收入不平等不断下降,广大中产阶级崛起。拜这些积极发展趋势所赐,许多人认为现代发达经济能够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但是,经济学家知道,市场资本主义不会自动自我纠正不良收入趋势(不管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特别是极端趋势。公共政策和政府服务和投资也起着关键作用。但在许多国家根本不存在这些或不够充分。结果是持久的机会不平等,并导致许多社会出现极化。这一不断深化的分歧对政治、治理和决策产生了消极的溢出效应,如今更是制约了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包括可持续性挑战。

还有一些东西也很少有人预见到:负利率,就像DNA的发现那样(至少对我们这些非科学家人士而言)。我认为未来的意外会和过去一样多。不可思议之事会不断发生,我们将驾驭其中一些新事物,同时也需要竭尽全力适应其他新事物。

https://prosyn.org/vVcfN35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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