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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的战争

纽约—1938年,流亡中的匈牙利犹太哲学家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对西方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West),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背后的思想。科尔奈似乎读过了每一篇枯燥的论文——大多数是三流思想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吹捧英雄之地(Land of Hero)的尚武精神、自我牺牲、血与土的美德;批评商人之地(Lands of Merchants,即西方)的享乐主义、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社会。

当然,英雄之地就是纳粹德国,而西方则受到犹太人的钱和有毒害作用的大同论的腐蚀,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你必须拥有同样的血才能属于英雄的日耳曼民族,而盎格鲁-萨克斯世界的公民权向所有愿意遵守法律的移民开放。两种不同公民权模式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看不起英国、美国和法国,称它们是杂种社会,或者,用他的话说,如假包换的“犹太化”。

 “西方”赢得了战争,至少赢得了欧洲的西半边;苏联赢得了东半边。而从前的敌人并没有被惩罚,而是被教育——通过大量美国资金补助的文化和政治项目——变得更像是美国人。

与此同时,美国在英国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1945年后的新国际秩序,这套秩序基于自由贸易、超国家机构,以及(至少在理论上)对自由民主的推动。

然而思想战争从未真正结束。自由思想、国际主义和移民开放再一次接受挑战。只有边缘群体公开支持国家社会主义(不过他们也变得日益令人瞩目)。但官方对文化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敌意卷土重来,对大同论精英的憎恨亦然。

对于人们站在哪一边,至少有一种很好的测试办法:他们对国际投资者、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看法如何。和科尔奈一样,索罗斯也是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成年后在英国和美国生活。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帝国解体后,索罗斯做了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在二战后做的事情。他拿出大量个人财富用于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他的慷慨解囊的众多受益者中,有一位便是现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他依靠索罗斯奖学金在牛津上学。

如今,欧尔班恩将仇报。他最近索罗斯的“跨界帝国”是对匈牙利国家身份的严重威胁。在他看来,索罗斯是背靠“成吨钞票”的“掠食者”。欧尔班是“反自由民主”的狂热鼓吹者,其他前苏联卫星国的民选独裁者也是如此。“所有国家都想放逐索罗斯”,他在12月宣称

至少对于一些国家,欧尔班的说法是对的。波兰执政党领导人卡钦斯基认为索罗斯所支持的团体想要“没有身份的社会”。罗马尼亚执政党领导人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走得更远,说索罗斯“为魔鬼给钱”。事实上,索罗斯出钱资助的是罗马尼亚的教育项目、国际奖学金和旨在清洁环境的非政府组织。

事实上,索罗斯可以说是科尔奈所定义的“西方”的拟人化。他具备了本土论者和反犹主义这所憎恶的一切:富有、大同论、犹太人、致力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又是一位来自奥匈帝国的犹太人的孩子)所谓的“开放社会”。

20世纪30年代,当开放社会的敌人们威胁到欧洲时,至少���一个强大的对抗模式存在于英国以及(特别是)美国,受到罗斯福新政的有力支持。欧洲大陆的极权主义受害者仍然能够在这个“西方”避难,甚至那些无法避难的人,好歹也知道法西斯和纳粹党在伦敦和华盛顿有劲敌。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英国已经背离欧洲,拒绝欧盟的国际主义,而选择了饮下认为移民是国家身份的生存威胁的政客的毒酒。然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欧尔班说这是匈牙利的新机会——“一个礼物”。事实上,索罗斯在特朗普的选战宣传中就被称为是邪恶的大同论阴谋家。

特朗普对移民的态度——潜在的“强奸犯”、“恐怖分子”等等——极大地提振了西方的敌人的士气。他的“美国第一”方针、伊斯兰恐惧症、支持酷刑以及抨击主流媒体无不是全世界反自由派和独裁者用来证明封闭边境、清洗“人民的敌人”(必要时使用暴力)的合理性的伎俩。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能够对抗封闭社会的模式正在凋零。科尔奈所定义的西方确实面临着生存威胁,但不是来自移民、伊斯兰教或索罗斯出资支持的非政府组织。西方的最危险的敌人是那些常常声称要拯救它的人,比如欧尔班、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荷兰的吉尔特·怀尔德斯(Geert Wilders)、卡钦斯基、特朗普等。

但是,欧洲有一个希望将会惊到科尔奈。《对西方的战争》出版的那一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首相默克尔也许犯了严重的错误——最主要是欧盟对待希腊的方式——但她仍是欧洲最坚定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捍卫者。我们只能希望德国——从前的英雄之地——能够在最新的对西方的战争中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