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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民粹主义死路一条

斯沃斯莫尔—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民粹主义政客常常声称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伤害普通工人,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不平等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提高利率绝非解决之道。

有不同意见是一件咄咄怪事,尤其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毕竟,低利率有利于债务人,有损于债权人,因为货币宽松可以刺激通胀。比如,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时间里民粹主义者都支持宽松货币政策作为帮助草根对抗铁石心肠、一心向钱的差距遥远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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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九世纪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们要阻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们成立国民银行。威廉·杰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86年总统选战中向他的核心选区承诺放松货币时也是如此:他的票仓是饱受高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的中西部农民。20世纪80年代初反对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高利率政策的供给派也是如此——他们的观点促使总统里根在1985年任命了两名美联储理事以挑战沃克尔。

但是,现如今剧本有所改变——并且不仅仅只有边缘民粹主义者热衷于此。比如,英国首相梅在本月早些时候宣称低利率正在伤害普通工人阶级而有利于富人。利率下降推高了证券价格——包括股票和债券——而大部分证券持有在富人手中。“有资产的变得更富,”梅说,“没有资产的遭了秧。”

从某种程度上说,梅不无道理。在美国,股票价格已接近历史最高纪录。美联储在2008年决定将政策利率调整到几乎为零的水平,以及随后到来的经济复苏显然促使了股票市场从2009年初开始猛烈反弹。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低利率推动了2012—2015年股票价格的继续攀升——在此期间市场预期将会发生升息。

反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民粹主义观点不值一驳。但支持收紧货币政策的民粹主义观点亦然——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步泰德·科鲁兹(Ted Cruz)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后尘,支持回归金本位。事实是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促进总体经济增长,同时保持物价和金融稳定——并不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合理工具。解决收入不平等要依靠累进税制、全民健康保险、金融改革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工具

这并不是说货币政策不会影响不平等性。足够热、能够迅速产生就业岗位的经济——包括最近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的一些人称之为“高压经济”——最终会给工人带来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收入。20世纪90年代末就是如此——高压经济最终促使失业率降低到4%以下。现在也是这样。

2010年初以来,美国就业增长一直远高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月度就业连续增长创出记录,经济中增加了1,500万多个私人部门岗位。这一就业增长使失业率从2009—10年的9%以上下降到去年的5%,并且正在让此前已经绝望放弃的工人回归劳动力大军。拜劳动力需求增加所赐,本次商业周期工人实际工资——去年增长了2.5%——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快。

但是,直到上个月,这些收益才充分显露出来,人口普查局年度经济统计表明2015年中位家庭收入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5.2%(2,800美元)。如此收益出现在收入分布的所有水平上,最大百分比增量属于底层,而顶层增量为最小。这是巨大的变化,并且为较低收入家庭终于开始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果实提供了重要的确认。

近几年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也可能产生了一些新效应。最近,低利率一直在压缩银行利润。在欧洲,这一现象尤其显著,因为银行无法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任何有自尊心的民粹主义者都应该喜欢银行承压,特别是仍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愤然不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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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宽松的货币更多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而不是加剧它——这一观察有计量经济学测算的支持。尽管如此,它并非平衡收入分配的特别可靠的工具。这不足为奇:确保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不���中央银行的责任。

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正在平衡高增长,但平衡的对象不是不平等性,而是未来过热和金融动荡的风险。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管理总体经济。这是对的。